我国缺少国际量级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
新华社信息济南１０月１０日电（记者董学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整体科技水平稳步提高，尤其是电子信息、航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高技术产业发展更为突出。但是，对照经济发展倍增、体育奥运夺金等其它战线来看，用国家发展的战略要求衡量，同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的步伐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重大科学领域的进展明显滞后。重大科技创新，正成为中国的一个软肋。
（小标题）离科技大国还有一段路要走
要承认中国科技创新的落后似乎有些让人难以忍受，可现状真的让人无法乐观。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达到单季亩产８００公斤，比原有常规稻的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王选的汉字计算机激光照排，彻底淘汰了传统落后的铅字印刷产业，还为中国甩掉了一年几十万吨铅、铜等有色金属消耗。从这两项技术诞生至今，３０多年过去了，类似的科技创新项目却没能更多地涌现出来。
国务委员陈至立在谈到中国科技与教育工作的形势和任务时说：“世界科技发展的不均衡性要远大于世界经济的不均衡性，当代绝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制高点被发达国家所控制。在生物工程、药物等领域，美国、欧盟和日本拥有９５％左右的，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占４－５％。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将直接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她认为，中国重大科技创新的落后主要表现为科技竞争力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首先，中国科技竞争力和供给力不足。在世界经济论坛的２００２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在参加排名的８０个国家中名列第３３位，而技术竞争力只排在第６３位，反映出中国科技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其次，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据有关资料显示，自１９８５年中国实施法以来，中国企业发明累计申请量约为２．２万件，而外国企业申请了１４万件，是国内申请量的６．４倍。特别是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中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低，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都是依赖进口。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１００％、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的８０％以上，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等的７０％被国外产品占领。一些重大武器装备和急需的关键元器件只能依靠进口，存在被别人“卡脖子”的危险，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曾积极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王选的汉字计算机激光照排等的严谷良在科学界享有盛誉。陈章良曾说：“严谷良是我的恩人。没有他的支持和帮助，我不可能做出今天这样的成绩。”王选院士说：“严谷良对我的帮助使我永世难忘。”严谷良近日在此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滞后的主要表现是，缺少国际量级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缺少重大突破性的理论建树和创新成果，甚至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连续多年空缺；科技体制缺乏重大创新活力；自主解决重大技术难题的开创能力薄弱；夺取诺贝尔奖的使命历经几代人尚未如愿。”
法新社２００４年春天播发了一条消息，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以《中国在大多数科研领域仍处落后地位》为题进行了转载。文章说：“中国或许希望在几十年以后赶上美国或欧洲，但它在作为世界强国衡量标准的科学研究领域却仍然处于落后地位。许多专家认为，在中国解除导致优秀人才出国工作的诸多束缚之前，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新兴经济大国仍将是物理、化学、医学等学科的旁观者。
文章援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的话说，虽然在某些领域“正取得飞速进展”，但“要被公认为一个科技大国，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小标题）重大科技创新为何上不去
中国的重大科技创新为什么上不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国，解决起来更是十分困难。但一些专家和从事具体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已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思考。
人们公认，重大科技创新是指重大的科学发现、科学理论、科学假设及科技发明等具有重大突破性质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实践活动，它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是否具备强势和民族创造精神是否充分发挥的重要标志。具有重大突破意义的科技创新是推动科学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有三个显著的特征：超前性、超常性和挑战性，这种挑战和超越的特性，是科学的生命和灵魂。
现有评价决策机制对重大科技创新而言，存在着严重的观念和体制性障碍。重大科技创新往往是易受争议的课题，正因为它的超前超常，很难用现有理论现有知识加以解释，一开始出现时，往往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即使是同行专家，如不经过重复验证，无论认可与否，也是没有资格拍板定论的。由此可能出现两种不确定的前景：一种是珍惜科学机遇，采取科学的态度，认真核定事实依据，或者创造一定的条件通过实践加以验证和推进；另一种是主观惶惑，不深入实际调查，用常规思维看待问题，对重大科学突破缺乏自信，甚至受学术偏见左右，采取排斥压制的态度。在科技计划体制没有得到深化改革的情况下，科技管理层一般很难采取第一种做法，大多以回避拖延了事。此外，重大科技创新是科学发展中的新生事物，大多出现于非主流领域，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既难在学术上获得认同，也难在经费上获得传统体制的支持，因而属于科技界的弱势群体，袁隆平、王选等人当年无不经历过这样的艰难阶段，类似的经历国外也不鲜见。
科技界及管理层的一些人，似乎也没有真正从战略上理解抓重大科技创新的紧迫性和责任感，导致主导方向缺乏战略勇气。严谷良说：“一些决策者对科技领域有没有重大科学突破，反应不那么强烈，态度很不坚决，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比如，片面看重主流前沿领域的竞争，累计所花经费不少，却未能取得重大的突破性成效；热门领域争铺摊子齐头并进，分散了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形成国际上有影响的科研先锋队伍；在科学实践活动中不断涌现的重大科技创新，打开了不少突破性缺口，本是大可筛选利用的竞争优势和亟需珍惜的科学机遇，却得不到应有的扶持，甚至还被视为异端，屡受排斥和打击。由于抓不抓重大科技创新短时间内看不出什么大的影响，因而易被人们忽视，更由于实践中涌现的重大科技创新大多没有现成的标尺可循，是非难辨，甚至冷风频吹，管理层怕有风险大多不愿沾边，从而使一个最需要特别扶持和抢占先机的战略性领域成了一块颇受争议、备受责难的是非之地。
一些事实似乎验证了严谷良的结论。就拿科研经费来说，在许多领域里，过去少得可怜的经费如今已变得相当可观。据国外机构统计，２００１年，中国共拨款１２５亿美元用于研发工作。这对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远低于西方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亚洲经济强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说是一笔大钱了。然而，在不少领域却没能产生出应有的成果。纽约康奈尔大学教授吴瑞认为，中国的研究经费中有太多是短期性的，鼓励快速而肤浅的成果。
屈从权威、尊崇师长、墨守成规等旧的传统，也影响着中国重大科技创新的进程。欧洲一位医学研究工作者说，在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学家以谨言慎行甚至遮遮掩掩而著称。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害怕因承认错误而丢面子的心态可能是主要原因，但来自政治方面或上级领导的压力也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她说：“科学领域没有大跃进式的发展。同行的审视过程和公开对话都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才能看到实验细节上的不同之处。”
科研经费的争取与管理中，也存在着不正之风。许多经费是靠关系获得的，而且缺乏审查和应有的效果评估。某国家级研究中心下属某研究所一女博士生感叹：在国内申请经费很怪！平时你即使有好的主意，如果没有关系、地位，也很难申请到经费，那些钱不能用到正经干活的人身上；而当特殊的政治情况到来时，比如SARS、禽流感爆发期间，这方面的题目特别容易申请到经费，不需要有好的主意，反正把那些钱花完了，没做出来，就编造呗，太普遍了，最后总能交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