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重工向文波：并购后再反并购是自欺欺人
他是向文波，三一重工执行总裁。
但8月17日，在再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向文波有意斟词酌句了。比如他在博客中说王志乐“大错特错”，一旦与记者交谈，他便换了一个比较文雅的词:“值得商榷”。
王志乐是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7月下旬，这位跨国公司研究专家就外资并购接受本报专访，认为“徐工被外资并购并不可怕”。（详见本报8月4日“第一访谈”）
卖企业要有底线
《21世纪》：王志乐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全球500强中我国企业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而且势头强大，所以无需过度担心国家经济安全。你认为不是如此？
向文波：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美国人在处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怎么做的？联想电脑不能进入政府部门；石墨出口我国被限制；海尔收购美国家用电器品牌美泰公司，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它都说会影响经济安全。那么，中国把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徐工卖给美国，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多战略考量，我们中国是不是可以以美国安全观机制来建立自己的安全观呢？
《21世纪》：你的意思是说，卖掉一个企业就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
向文波：不是说卖掉某个企业会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问题。我们讲的是一种底线。实际上就是安全保障基础和管制概念。
没有底线，某种意义上就没有哪个企业不能卖，徐工也能卖。
徐工并购有经营层个人利益考量
《21世纪》：在目前吸引外资的国企中，比如徐工和洛轴，我们了解到的是，企业的运营出现了问题。企业在引进外资时可能考虑外资到位比较准时；另外，如果引进的是国内资金，很难判断是否背后有众多的关联交易。你怎么看待这种企业行为？
向文波：徐工会垮吗？徐工自己的说法是强得不得了，“三一”比它差多了。一直以来它都发展得很好，年年盈利，并不是亏损了或者玩不下去要卖掉。为什么会突然有资金危机？哪里出现的？从地方政府讲，是为招商引资，国有企业长期被政府看成负担；从企业行为来看，经营层可能有个人利益考量，比如说保持管理层稳定，改制国企导入股权激励机制等。
《21世纪》：你不认为企业只是企业，要承担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能是过重了？
向文波：企业家做企业是为了什么？它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是企业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21世纪》：“三一”在并购方面的成绩怎样？董事长梁稳根说“有生之年实现100亿美金收入”，有具体的并购计划吗？
向文波：我们很少去做并购，主要是怕交易过程中的法律、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就是幕后交易；财务风险就是并购后的财务黑洞。国内很多民企就在这两方面犯了错误。只要是阳光下交易，我们都会积极参与。比如徐工改制要谈什么经营层稳定、股权激励，牵涉到这些问题，不是公开竞标，我们就不敢叫价。
以后有机会还是会争取并购做大做强。
《21世纪》：你认为徐工并购案中有关操作规程是有利于外资的？
向文波：现在很明显，凯雷收购徐工条款有利于凯雷，至少成交价格有利于凯雷。还有情况表明，协议审批之前，就已经锁定凯雷。徐工在改制过程中和凯雷约定有合作新项目，涉及资金40亿元，是徐工净资产的3倍，这很反常。从某种意义上讲，徐工改制，已经锁定凯雷，影响了跟别人的交易。徐工跟凯雷在谈40亿项目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卖给其他企业。
反收购是自欺欺人
《21世纪》：但你不认为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的一个方面军？它们在中国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向文波：企业在中国服从中国法律，这是没错的。现在问题是，美国的企业不但要服从当地法律管制，还必须服从和服务美国的国家利益。我打过比方，如果徐工被凯雷收购了，某种意义上就不会再为中国军事工业提供战略装备，这是肯定的。它的技术即使再先进，也不可能转卖给中国军事工业，不可能向美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国家销售产品。所以说，这个企业你说是外国企业是错误的，同样说它是中国企业也是错误的。
《21世纪》：现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并购大潮，王志乐认为我们应当以反征服征服者的信心和能力参与全球竞争。你怎么看待？
向文波：反征服的代价是很大的，同时它也违反逻辑。具体到徐工，你已经卖给人家了，你自己的生存都没有了，怎么去征服人家？徐工（如果）被凯雷收购了，只剩15%的股份，你自己拿什么钱把它买回来？已经被卖掉了，怎么反收购？简直是自欺欺人。
《21世纪》：但过度保护国有企业是否不可取？有人认为，从整体看，效率高成长快的企业恰恰是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竞争的压力，民营企业竞争的挤力往往是国有企业成功的动力。
向文波：什么叫过度保护？不仅是民企，国内企业都受到歧视。国外企业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国内企业享受的是惩罚性的税收政策，税收比国外企业高。即使是宝钢，它要收购国内钢铁企业，都会面临很大障碍。这个歧视根本就是歧视国内企业、国内资本。之所以这样，就是对外资给予超国民待遇，引进外资对当地政府政绩有考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