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家思想作为传承二千多年的优秀文化，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谦”等美德，不仅在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今社会中仍具有其独特的价值。事实证明，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于国家经济文化的宏观推动作用是很明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的经济奇迹就是明证。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企业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企业文化在社会化进程中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双重影响，作为传统文化正统的儒家思想必将对企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性本善”的人性论和人本思想、“不谋其利”的义利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都是企业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儒家的思想特征。

儒家思想发祥于山东地区，山东人的身体中流淌着儒家文化的血液。因而，儒家思想必然对山东企业文化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于山东企业文化的影响是一分为二的，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当辩证的看待这种影响，像前面所叙述的：“性本善”的人性论和人本思想、“不谋其利”的义利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等等，都是儒家思想的积极影响，这些充满平衡、中庸和和谐思维的观念有效促进了山东企业的文化创建工作。但它也存在着很消极的一面，比如有很多山东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保守、不团结、官商背景比较明显、固步自封小富即安的风气。这些影响，都可以从众多山东企业身上找到例证。

山东德州恒特重工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登峰

本论文以山东德州恒特重工有限公司为例，对该公司的企业文化进行了解读，并分析了其企业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要素。可以看出，该企业的企业文化是借鉴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元素并根据自身特点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同时融合了西方管理的先进成果，从而创立了符合企业自身实际的企业文化。[page]

导 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文化是传统思想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体,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地位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其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其他思想所无法比拟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的实践和修养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是举足轻重的因素。” 处于不同企业文化环境下的员工在思维方式上会有不同的模式。长期受这种模式的影响，企业员工就会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势或心智模式并以这种定势或模式来指导、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通过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正确引导员工的思想，使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崇高理想，坚定政治信念，形成良好的企业风气，提高职工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使每名员工都能自觉地努力工作。

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讲，儒家思想具有积极意义:儒家“性本善”的思想，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儒家强调的人文关怀，是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所在；儒家诚实守信的要求，可约束企业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儒家倡导的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精神，是企业在竞争中的有效武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企业的生态化取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可激发员工的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体现在企业文化上，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儒家追求中庸的思想，对小富即安的想法是一种纵容；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和模糊了企业的目标取向；儒家倚重的人伦关系，忽视了严格的制度规范；儒家思想内涵的趋平心态，与现代企业的分配机制不匹配；儒家重文史轻理工的偏见，容易制约企业的科技发展；儒家惯用的模糊性思维和由此延伸的经验性决策，与现代企业所要求的科学决策相悖。

儒家思想发祥于齐鲁大地，在这片土壤上最为根深蒂固。 山东企业家继承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国内自成一派，被称为鲁商。这个群体的低调和务实，很好的融入了他们所带领的企业，成就了山东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在竞争环境日益剧烈的市场环境下，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山东企业是否能够很好的适应？

研究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影响，既是对优秀传统的提炼和总结，也是对文化之于经济促进作用的积极探讨。从实践角度来讲，对山东省企业的企业文化创建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不仅有助于山东企业家在建设组织文化中传承儒家思想的精髓，更有助于企业家在借鉴儒家思想中的因材施教。同时也可供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企业进行参考和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后期，近代西方科学、民主的理念渐入人心，这种西方新思想和中国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背道而驰，一场以 “打倒孔家店”为首的新文化运动全面展开，人们谈孔色变，儒家文化受到了全盘的否定。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场遍及中华大地的“文化热”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虽然反对的声音还是占主导地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对儒学、孔子进行积极的反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78年10月，山东大学组织召开“文科理论讨论会”。会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社会的影响，这次会议是文革后首次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的聚会。在这次文化讨论中，一些海外的新儒家弟子随着大陆的开放陆续前来讲学，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宣传新儒家的主张，将现代新儒学发扬光大，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要数杜维明先生。他多次到大陆讲学访问，积极宣传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陆学界开始正视新儒学的存在及其价值。

1984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该组织围绕孔子、儒学及当代社会问题，先后在海内外举办一系列学术研讨与文化交流活动，积极推动了孔子、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的“文化热”逐步演变为90年代的“儒学热”，与前几年的文化热不同的是，学术界对儒学的讨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肯定儒学价值的声音成为主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人们不再限于在理论上研究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而是将重点转向儒学与现实的结合，从根本上回答儒学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进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演进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事实性地证明西方的现代化并非独一无二的途径，现代化允许有多种模式的出现。在经济奇迹的背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她已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融入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任何人都无法抹煞，也无法抛弃。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有责任、有必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与现代社会的融合获得重生。

近30年，儒学由于历史的机缘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显学。西方文明的危机与东方智慧的再发现，是儒学在“文明对话”中充当建设性角色及多元化文化背景下儒学创新的契机。同时，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人们已经开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国开始迈向文化自觉与注重软实力建设的时代。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的本土文化，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实现现代的转化，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创造中去。儒学未来的发展必然要根植于本土，立足于现代，与时俱进，从其内部生发出新的内涵，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体系，以谋求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使儒学焕发新的生机。只有这样，儒学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将来的儒学恢复其主导型的文化地位，为人类点亮智慧的光芒。

在世界范围内，儒学现代化思想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如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以李沂、朴殷植等为代表的朝鲜爱国知识份子掀起了文化启蒙运动。其中以朴殷植的“儒教求新论”是朝鲜思想家对儒学进行近代化改造最具代表性的理论。20 世纪末，日本伊田喜家的《日中两国的现代化和儒学》一文就对中国的儒学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应该把中国的儒学和现时代紧密结合。取其精华，弃去糟粕，还有沟口雄三等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也进一步提出，现代对儒学的研究，应该探讨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如何以儒学为指导，重新确立一种道义。在亚洲之外，阿拉伯人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开始详细记载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侯斯尼•蛤乃斐博士培养出第一位专攻中国哲学史的女硕士，她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中国儒家孔子的思想。可见儒学思想当时在阿拉伯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列文森作为美国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一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奠定了其令人瞩目的学术地位。他以一种广阔的视野，对于儒家思想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深刻的见解，尤其着力于揭示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其所决定的儒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功用。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对儒学思想也颇有研究，他认为儒家思想及其在现时代的运用，对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在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对人们的思想净化起到很大的作用，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当然，对于儒家思想的实质意义，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俄罗斯的叶甫根•尼巴扎诺夫研究认为，由于尊崇儒家传统的国家近几十年发展迅速，于是有人认为儒家文明最终会战胜其他所有文明，成为人类发展的“指路明星”。其对此提出自己的质疑，“首先儒家思想曾致使旧中国陷入最严厉的专制独裁、经济落后、社会腐朽。其次，不能过分吹捧儒家对文化多元性的容忍度。第三，儒家思想实践和理论相差甚远。”

（二）文献综述

很多学者从理论模型的角度来研究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特别是企业文化的关系，如刘云柏在《中国儒家管理思想》（1996年）一书中提出了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管理的特征：提倡积极的入世精神、强烈的管理伦理色彩、注重“中和”的管理观念、儒家管理思想是管理合理主义、儒家管理思想是管理理想主义、“天人合一” 的主旨。 徐俊菊在《儒家思想和企业文化》（2004年）中提出，将儒家文化扬长避短地应用于企业文化管理，应该重点关注十个方面：个人自尊和自主化管理；“天人合一”与增强凝聚力；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穷则变，变则通；注重传统，循例中俗；讲人情，注重人际关系；尊重权威但不畏惧权威；对社会有责任感；本位主义严重；缺乏求变创新的精神。 陈珠在《汲民族文化精华创中国企业辉煌——儒家思想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塑造》（2005年）中分别分析了儒家文化对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中国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国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最为深刻和久远的，而且也是最为广泛的，它作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思想感情之中。我们更应充分应用我们的文化优势，光大儒学，使其转化为企业生产力，为企业创效益，为国家谋发展。 黄崇利、彭正龙在《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企业文化管理之特征、功能及构建》（2007年）中提出，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企业管理文化体系的具体思路：企业应站在理性的立场，以市场经济和时代精神为基准，以儒家思想积极部分为核心，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和特点，重新构建基于儒家思想的企业管理文化体系，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实施企业经营哲学再造、企业价值观再造、企业精神的再造和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的重构。 文娟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2010年）中，从儒家思想中提炼一些儒家核心理念进行阐释和审视，将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重点提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人本思想”几个核心理念，论证现代企业可以结合儒家思想进行经营管理，从而展示儒家管理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将会发挥重大作用和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同。

一些学者从更加独特的角度对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例如，戴湘、李宝山在《转型期中国家族企业文化管理研究——儒家文化的提升与超越》中研究了儒家思想在家族企业中的应用。通过对一个家族企业的管理文化问题进行案例分析，说明在传统环境中孕育、产生的家族企业具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但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也凸显其文化提升及整合方面的缺失，反映出企业进行“再创业”的必要性。

可以看到的是，当前研究者更多的是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儒家思想。例如，王廉敏在《论儒家思想视野下我国国有企业与西方企业在管理思想上的差异》中提出，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是要提高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加强企业的管理能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而儒家文化给企业管理者带来的是思想意义上的反思，组织管理的再认识与再创造。在企业管理中一方面应以相对成熟的西方管理学说为基础，为架构，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和西方管理体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弊端上所具备的积极的作用，以此为出发点必将带给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以新的境界与高度。

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及企业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它对企业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汲取儒家思想的精华，以推动企业的长足发展，为社会做贡献；也要摒弃糟粕的东西，与时俱进，创建有时代特色的和谐企业。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对于具有一定规模而言的企业而言，建立一套符合社会环境和自身实际的企业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山东企业而言，要特别重视儒家思想中有益于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容，推陈出新，扬长避短，为我所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本文以山东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为出发点，从理论和实践的多重角度探讨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发展的利弊，以及对山东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指出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短板，在此基础上提出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以及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家的地位以及起到的作用。

本文拟采用规范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微观特征与宏观行为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各个层面上各有侧重，从而实现方法上的创新。在理论模型上，将使用企业文化的一般理论等成果。这些定量分析将与理论推论中的定性分析相结合，对山东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进行深入研究。本论文将遵循以下技术路线进行：

1、文献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包括：国内外文献收集，山东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面临的问题等。

2、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的实际应用研究。以山东企业为例，进行儒家思想在企业中的实证研究。据此对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检验并加以修改、补充。[page]

第一章 儒家思想对于企业发展的价值

第一节 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人们的思想难免受到时代的局限，大部分思想都随着斗转星移、岁月流逝而烟消云散。那些属于少数的能够经受住时间检验、可以推动人类历史持续向前发展的观念，则无疑是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作为中国正统思想的儒家文化，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之后，仍处于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足以证明其存在的社会价值，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国家的学者将儒家思想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说明，儒家文化不但在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在现代企业管理方面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深入研究儒家文化，赋予儒家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更好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势在必行。

儒家伦理的概念、范畴几乎无所不包、不胜枚举。其基本范畴就包括仁、义、礼、智、信、忠、恕、孝、悌、谦、敬、正、直、勇、节、廉、耻、中庸、经权、慎独、理欲、和同、纲常、公私、荣辱、苦乐、勤俭等诸多伦理观念。在本论文中，我们仅探讨一些在儒家思想中地位非常重要以及对于当今社会和企业存在重要指导意义的伦理观念。

一、仁

所谓“仁”，就是仁爱，即人与人相互友爱、互助、同情。换句话，就是“仁者爱人”。首先，是“亲亲为大”，即爱自己的亲人；其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由敬侍自己的老人进而敬侍别人的老人，由爱护自己的孩子发展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再次，“推恩足以保四海”，即要把这种爱心推广至四海之内，爱全人类；最后，还要“仁民而爱物”，博爱到爱惜天下万物生灵。总而言之，“仁”就是推己及人、由近及远、最后扩展到天下的广博爱心。

“仁学”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最主要的思想之一。在孔子看来，“仁”既是宇宙观，又是做人的最高理想品格，是解决人际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因此，孔子几乎毫不吝惜地把一切好的品德都归结到“仁”中去。他在肯定“仁”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人们处理好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然后，他把“忠恕”称为“为仁之方”；把“孝悌”称为“为仁之本”；把“恭、宽、信、敏、惠”称为“仁”的五种品德。所谓“仁”，按他的解释，便是“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是生命的相互感通，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滋养润泽。

二、义

所谓“义”，儒家最初的解释为“义者宜也”，意指正当的言行，也就是符合“仁”的规范的社会实践，特别强调一个“正”字。《礼运》云：“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这是古代对“义”所归纳的十项具体要求，即：父母慈爱儿女，儿女孝顺父母，哥哥爱护弟弟，弟弟尊敬哥哥，作丈夫和妻子要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年长者宽厚对待年幼者，年幼者顺从年长者，身为国君施行仁政，身为臣子竭尽忠诚。即每个人都要遵循一定的标准行事以扮演好自身的特定角色。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

汉代董仲舒进一步指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己，不在正人。” 这就是说，“仁”之“爱”侧重于对他人的爱，“义”之“正”侧重于对自己的正，和当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说法是相互吻合的。

三、礼

“礼”，示人以曲也，己弯则人高，敬人即为礼。只有结满谷物的谷穗才会弯下头，礼之精要在于曲。

在儒家思想中，礼有三重含义：即礼法、礼义与礼仪。礼法指政治与社会制度，更具体一些，就是指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家族制度。如孔子所说“为国以礼”，荀子所说“礼者法之大分”。礼义指人的社会行为规范，属于道德的体系。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仪指人际交往中的仪节，表示自己身份和对对方身份的尊重，也包括传统风俗习惯，称为礼俗，如《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在运用上，孔子强调“仁”、“礼”统一，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就是说在礼节背后必须有仁德的实质。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礼义与礼仪可以通用，都属于伦理道德规范，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亦对企业文化建设有着很深的影响。

四、智

孔子说：“知者不惑。”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也。”说明“智”是聪明、智慧，是指人明断是非和分辨善恶的能力，故是道德品质之一。《中庸》即认为“智”是“三达德”（智、仁、勇）之一。孟子又说：“智之实，知斯二者（指仁与义）弗去是也。”这是说，只有知仁知义才是真正的“智”。董仲舒提出了“必仁且智”的命题，认为“仁而不智，则爱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这表明，在儒家传统里，“智”不仅是认识论上的智，更是道德理性上的智。对任何事物都要处理得很平实，智要通过礼来完成。它是理性的，但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道德理性和目的理性。

“智”，不但要“知人”（孔子答樊迟语）；还要“知己”（《周易•系辞传下》：“知己，其神乎”）；更要“知事”（“格物致知”）。

五、信

“信”指诚实而有信用的品质。交友之道以诚信为本，做人做事也要信守承诺。孔子把“信”，即与人交往中讲求信用，诚实无欺，说话算数，提到了人生哲学的高度。孔子说：“谨而信”、“敬事而信”、“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管子•枢言》中讲到：“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孔子把失信的人看成是无知的人，办不成大事的人；而把守信看成是能够结交天下的君子。这都是强调做人要以诚信为本。诚信是道德的基本规范，无论是谁或社会团体，无信都不能立足于社会。

儒家又认为信要与义联系起来，合称信义，故说“信近于义”。另一方面，儒家又强调信必须服从仁义大节，“言必信，行必果”未必就是君子，不必学匹夫匹妇之小信，所以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信”同样影响着管理文化，“上好信，则民莫不敢用情；不信，民勿从也。”

六、忠

忠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做事尽心尽力。如孔子说“行之以忠”，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二是狭义，尽心为君服务。如孔子说“臣事君以忠”，郑玄说“死君之难以为尽忠”。忠作为一种道德品质，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其忠君的含义被强化。忠臣甚至要为君王死节，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而不问是非善恶，这是愚忠。子路也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但儒家主流派讲忠节是有原则的：第一君仁而臣忠。孟子认为不仁之君可废可诛。第二君有过要谏诤，不能一味服从。如果偷合苟容，不但不是忠臣，而且是奸臣国贼。近代以来，忠的意义增加了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时代内涵。

七、恕

“恕”是对他人的体谅和宽容。按照孔子的说法，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论语集注》说：“推己之谓恕。”“恕”字上“如”下“心”，即是将心比心，遂人愿也，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它与忠道结合起来，形成“仁”的完整内涵。《大学》提出“絜矩之道”，是对恕道的发挥，所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这是强调要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八、孝

“孝”指子女对父母和其他长辈的敬爱和怀念，是传统道德中最为基本的道德品质，所谓“百善孝为先”即为此。孝的基本要求，即“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祀之以礼”。生时敬养，死时哀丧，依时祭祀。《孝经》说：“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又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这样，孝道包容了忠道，又是忠道的基础。孝道超出家庭伦理，成为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孝道被认为是天之经地之义，百行之先，万善之首，罪莫大于不孝。故“明王以孝治天下”。孔子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子女应该“事父母几谏”。儒家主张“父慈子孝”，并有“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的说法。

九、悌

“悌”是幼者对长者的道德态度，主要指弟敬顺兄长。兄弟同辈，有骨肉之亲，但在强调长幼有序的家族社会，兄有着特殊的优先地位，仅次于父，故常并称“父兄”，另外，还有“长兄如父”的说法，更可见兄之特殊地位。孔子指出，“入则事父兄”、“入则孝，出则弟”。孔子学生有子认为，“孝弟（悌），其为仁之本”。汉儒讲“欲陈孝悌之德，以示天下”，这是因为悌德可使长幼有序，推而广之，便会形成敬顺兄长、礼让长辈的良好风尚。

十、谦

“谦”是儒家非常重视的个体道德修养的一种重要品质，包含谦虚、谦让、谦逊、谦和等含义。孔子认为，“不伐”，即不自夸，保持谦虚品质。《周易•系辞上》说：“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强调君子保持谦逊、恭敬才能稳居其位。《周易》六十四卦中的《谦卦》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认为谦虚的品德可以让人吉祥，这是谦德的积极肯定。《周易•谦卦•彖传》说：“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不仅将“谦”作为一种美德，而是将其作为一条普遍的宇宙法则。人们耳熟能详的警句“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和“谦谦君子”的美称，都反映了“谦”作为一种美德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page]

第二节 儒家思想对于国家经济文化的宏观推动

尊崇儒家思想的国家在最近几十年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不仅使儒家文化获得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也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认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山东德州恒特重工副总经理王登峰

一、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文化的推动

中国作为儒家文化之发源地，儒家思想对于中国民众和企业管理的影响的程序和范围，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

建国初期，国家在工商企业开展了民主改革和民主团结运动，使职工的民主意识大大增强，人际关系充满了团结友爱，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56年推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管理模式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是儒家文化“仁爱、贵和”的充分体现。干部和工人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密切了干群关系，调动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许多企业为了增强职工的参政意识，提高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设立了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职工的代言机构和监督机构。职工代表大会不仅讨论生活福利、工资奖金等问题，而且讨论厂长或经理的工作报告，审议企业的重大决策。这一方面提高了职工参与管理决策的积极性，提高了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促使企业的决策为群众所理解、掌握，提高了企业全体人员贯彻决策的自觉性。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际，国家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儒家思想的精神是非常契合的。接着，我国政府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追求平衡和和谐的思路都是和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

二、儒家思想对日本经济文化的推动

当初，企业文化之所以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因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如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股的“儒学热”，则是因为尊崇儒学的国家的经济在近些年几乎都获得了令人吃惊的高速度增长。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就认为，东亚经济在战后的快速增长，实仰赖于两千五百年的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唐朝开始，双方的交往便日益频繁。当时，日本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也接受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熏陶。随着这些人学成回到日本，儒家文化便在日本传播开来并逐步发展成为其主流文化。圣德太子在公元604年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内容多出自中国儒、法、道诸子百家及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尤多。儒家的“三纲”、“五常”可说是《宪法》的核心思想。而到了德川幕府时期(公元1603-1868)，日本更把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体系。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企业普遍推行儒教和西方经营理念混合的企业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 “忠”、“和”理念在日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忠”是单向，日本企业文化里的“忠”却是双向的，既有员工把传统的效忠皇帝、效忠国家的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企业的 “效忠”，也有企业主对员工的付出负责到底的“忠诚”。日本企业广泛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的利益则要视企业的效益及工龄而定：企业的效益越好，薪酬越高；在企业中干得越长，薪酬越高。员工如果跳槽，其工龄工资就要从零开始。跳槽名义上带来的工资增长扣除工龄工资的损失往往所剩无几甚至出现负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员工的流动行为。同时，由于企业极少开除员工，使得每名员工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终身归宿，自动自发的努力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以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而“不忠”之人在社会上会遭遇他人鄙视。因此，如果某个人为满足自己利益而跳槽，是会受到人们的责备和歧视的。这种相互尽“忠”，形成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终身荣辱与共、同舟共济的关系，亦成为儒家文化能够和现代企业相融相生的一个有力佐证。

另一个佐证是“和”。据说，绝大多数日本管理者都是缄默、含蓄、安静、内向和以他人为中心，“和与诚”、“和为贵”、“建立相爱相互信赖的夫妻式劳资关系”，让所有企业成员保持一致和合作，从观念上保证了员工在企业中的和谐相处，避免内耗，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儒家思想对韩国经济文化的推动

朝鲜半岛同样是中国的近邻，历史上又曾为中国的藩国，与中国关系甚为密切。儒家思想在中国诞生之初，就开始通过官方和民间渠道传播到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在李朝时代更把儒教定为国教，形成正统的儒学体制。如今，很多人甚至认为朝鲜半岛保存并强化了纯粹儒教秩序原理，其建立的儒教政治体制与思想教化比在中国本土更为深入，“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现代由于官方和半官方的导向，对于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原韩国总统朴正熙说过，正像家庭是一个人的集团组织一样，国家是一个大的共同体，无法期望一个不能保持健康家庭秩序的人能表明对国家的强烈奉献，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社会比不这样做的社会发展更快。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军的进驻，韩国文化迎来了与“欧美文化”的尖锐对立。“对决”中，韩国借鉴了孔子“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儒教的敬业乐群精神，创造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到了金泳三时代的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伤痛，韩国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救国方针，明确提出“两个5”：力争5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5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 如今，韩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影像制品、网络游戏在亚洲乃至世界各地掀起一股股“韩流”。这些产品广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故事情节和彰显的文化精神全部围绕儒教的道德核心进行，即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能够深深打动人们的内心。“韩流”还带动了韩国其他产业的发展，如电子产品等等。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韩国三星，依托韩剧的影响和渗透“走出亚洲，走向世界”，被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评选为全球科技100强。

四、儒家思想对新加坡经济文化的推动

新加坡建国之后就以复兴新儒学为基础，来重构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认为，“如果孝道不受重视，生存体现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甚至还提出：“我们有必要立法规定，子女必须照顾或供养父母。”

新加坡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中注重仁爱、孝顺、谦虚、诚实、勤劳、节俭等美德加以继承发扬；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家长制度、权威主义、平均主义、迷信盲从等落后的思想则进行彻底抛弃。对于儒家伦理中“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思想推陈出新，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忠”，要忠于国家，具有国民意识，即把新加坡看作是自己的乡土而扎根于斯， 增强群体意识，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孝”就是要孝顺长辈，尊老敬贤，形成孝顺父母、尊敬长者和关怀老人的社会风气；“仁爱” 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尊重关心他人，在处理种族、宗教、劳资及新老两代之间的关系上要坚持“和谐至上”的人际关系准则；“礼义”就是待人接物不仅要以礼相待，而且要诚实守信，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心；“廉”就是要秉公守法、清正廉洁，杜绝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耻”就是要有羞耻之心，分清是非荣辱，提高道德修养水平。经过改造充实后的儒家道德, 不仅内容具体,而且更加符合新加坡的国情，易于接受。事实证明，这些思想在加强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page]

第三节 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创建的价值

企业文化创建，需要企业领导者和员工的共同努力，有时候，甚至会出现一定的冲突。而对于儒家思想的共同认可，则能够起到一定的缓冲和润滑作用。

一、有助于充分发挥企业领导者的作用

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克•霍金森说过这样一句近乎格言的话：“假如哲学家不能成为管理者，那么管理者必须成为哲学家。” 企业的素质是企业领导者素质的外化，一个企业管理的效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水平，而企业管理水平的高低又是由企业领导者自身的素质决定的。企业领导者的素质是整个企业管理的灵魂所在，关系到企业现在和未来的发展。

因为领导是企业首领，居于企业的核心地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通常来说，企业文化的形成是由企业的最高领导者决定的，他决定的基础是在管理过程中，企业家通过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和决定了企业员工的价值观、管理风格、行为规范和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且这种影响是有阶段性发展规律的。在企业的初创时期，企业家精神在企业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且无法动摇的地位，具有强势的引导和决定性作用。美国企业文化专家斯坦雷•M•戴维斯在《企业文化的评估与管理》中指出，“企业领导者总是文化的活水源头。如果领导者是有作为的人，他就把充满生机的新观念注入企业文化之中。如果领导者是平庸之辈，那么企业的主导观念很可能会逐步退化，变得毫无生气。”

“三纲”、“五伦”所建立的等级观念，它赋予整个社会严谨的“人伦”理念，强调人际关系秩序化，推行道德伦理、社会规范以及各种礼节，主张建立一个用礼治调节法治的德治社会。儒家思想还要求人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约束管制生命个体的言语行为，遵守严明的礼制，安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尊卑卑的地位，不僭越，不逾矩，地位低者尊敬服从地位高者，地位高者保护关心地位低者，以实现那种“天人合一”的社会状态，和谐而安宁。虽然这种思想逻辑存在一定的封建思想，但是它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方面却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企业员工对于企业领导者往往更多的是服从和跟随，而较少去挑战领导者的权威，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助于领导者管理理念的推行和企业文化的建立。

二、有助于增加员工的认同感

企业领导者对企业文化有较大影响，但企业文化并非只属于领导人。企业文化同时会受到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影响。公司员工会对于他们能够认同的、对于实际工作能起积极作用的文化进行学习和规范，这样就形成了文化的沉淀。如果一种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职工的思想行为的准则，那么职工对工作、对自身的信念就会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企业文化传承的关键之处就在于领导人应当是在吸收继承企业传统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除非其接手时企业文化已经成为劣势文化，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否则全盘推翻重起炉灶将使企业元气大伤。所以，企业文化要想获得员工的认同，必须要“师出有名”。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对事物认可的态度具有三种表现形式，即服从、认同、内化。服从是外部的某种作用而表现出来的被动型行为；认同虽然是自愿的但主体对认同对象并未真正了解和接受；只有内化才是个体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完全吻合的一种表现。因此内化才是最好的认可态度。培育企业文化，就是要促使员工完成从“服从”向“内化”方向的转变。

由于企业员工是成人，他们在进入企业之前已经基本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如果企业宣扬的理念与其原有价值观不同，必然会产生冲突。现代西方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并不是同文化无关，即并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因而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要根植于文化之中。” 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相结合，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已经逐步成为共识。我国的儒家思想代代相传，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而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大多都可以从儒家文化中寻找到归宿。这无疑为企业推行各项管理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page]

第二章 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影响

要研究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影响，就必须理清鲁商的发展脉络，如果连这个也弄不清楚，所谓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一节 鲁商发展脉络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鲁商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特点显著的阶段。 而这五个阶段，无疑塑造了山东企业特有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气质。

一、齐国的商业大繁荣

姜太公初封齐国的时候，那里到处都是盐碱地，人口很少，只靠农业极其艰难。至齐桓公拜管仲为相，齐国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管仲在国家如何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方面，提出了人们所熟知的“轻重论”。其核心是：君主和国家必须善于掌握和利用经济领域中的“轻重”关系和市场情势，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经济的运动，以此来配合其他封建政治方法，最大限度地获取政治、经济利益，保障和巩固统治。管仲的很多经济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有其鲜活的生命力，山东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与此不无关系。

齐国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但他们把自然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劝女功、极技巧、通鱼盐、管盐铁，对内鼓励生产和商业发展，对外则提供极大的优惠政策发展外向型经济。一时间，齐国成为最大的投资洼地，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业大繁荣。

到一百多年后的孔子时，还对管仲十分景仰：“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弟子之一的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在孔子弟子中最有经营才能，是个大商人，后世称经商为“端木生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后也到齐国经商，后为陶朱公，经商“三致千金”，后世也把经商称为“陶朱事业”。

二、运河商业文化时期

商业的本质是商品的流通，商业中心总是与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流通渠道决定着商业区域中心发展的方向。自两汉至隋运河开通之前，长江是中国商业史的承载之地，南京便成为商业中心城市。这时的齐鲁之邦便因之势微，直到隋运河开通之后，齐鲁商业中心便逐渐西移至济宁、聊城一带的运河流域，至明清达到春秋战国之后的另一个繁荣期。

“南有苏杭，北有临张”，这是当年人们对京杭大运河沿岸四处著名商埠的表述，其中的“临”，即为山东聊城的临清。临清今位于山东省西北隅，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会之处，是几百年间运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据清《山东通志》卷七评说：“临清州，俗近奢华而有礼，士虽务名而有学；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

应该说这种既重利又重文的精神对鲁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从这一阶段起，鲁商——山东商邦开始形成，鲁商主要辐射东北各地，但未出现过影响全国的商贾大家，这与晋商、徽商等相去甚远。

三、商埠经济时期

清末至民国期间，西方列强进入中国，近代铁路兴起，中国被动寻求突破。1904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山东自开济南、潍县、周村三处商埠，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镇，并为现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村，这个齐国故都之地，自古商脉如缕，被乾隆皇帝御笔亲批“天下第一村”。并享有“旱码头”、“金周村”、“丝绸之乡”之美誉，电视剧《大染坊》的故事即取材于此。自开商埠之后，商业更加繁荣，日进斗金，据说它一个月的税收额曾比肩陕西省一年的税收。已与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齐名，并称当时中国无水相通的四大“旱码头”。近代民族工商业巨子孟洛川、张启恒就起家于周村。

孟洛川是孟子的第69代孙，作为儒家亚圣的后代，他并没有恪守祖先“重农轻商”的道德禁令，而是“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这导致他数次到邹城认祖归宗均被拒之门外。也正是受儒家的和为贵、仁爱、礼教等道德规范的浸染，孟洛川把“以礼待客，才能以名得利；以德盛金，方能雄踞天下”作为经商的原则，成为一代名贾。

四、企业经济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及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化生产成为经济主体。以农业及工业的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相作用为特征，自然资源和对资源的支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线。山东企业也不例外。

工业的现代化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掘取利用，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更高要求，以及社会化生活物资需求诸多方面。而农业，基本上是以满足温饱为发展目的，集中于机械化和科学化改造进程中，距离产业化和信息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这一阶段，大多数企业的管理者还处于政企不分的状态，自然资源和政府主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下海”浪潮第一次冲击了中国的商业思维。这些“弄潮儿”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冒险精神，从南到北倒买倒卖，搞活了流通，树立了榜样，改变了观念，影响了经济，扰乱了价格，积累了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价格改革带动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恰恰这个阶段的“下海”浪潮，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五、企业家经济时代

这个阶段始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1992年，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为经济发展确立了新的思维向度。就中国而言，充分的市场经济趋于成熟，真正的企业家群体诞生，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显现。“资本”和“人本”成为这个阶段的两大特征。

如果说企业经济主要依赖于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那么，企业家经济则意味着资本优势、管理优势和品牌优势。企业家成为企业“车轮”的轴心，特殊的使命。企业家还是时间创造效用的主体，社会的进步，在理论方面是依靠研究人员和实业家，而在实际工作中则是靠企业家来完成的。因此，企业家是不同于一般职业阶层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是敢于冒险和易于承担风险。而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企业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鲁商群体中，海尔的张瑞敏、海信的周厚健、山重的谭旭光、中国重汽的马纯济、青啤的金志国、皇明的黄鸣，及从山东走出的汇源的朱新礼、中粮的宁高宁等都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开始了他们的企业家之路。他们都是在山东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他们所代表的新鲁商群体，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其独特的商业气质和性格。[page]

第二节 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

企业文化在山东发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山东企业文化的建设发展走过了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两次大的变革与飞跃。其中，l985－1990年为接受阶段，也称为山东企业文化建设的初始阶段，以确立企业形象，提炼企业精神，整合企业创造力为主导，逐渐接受企业文化概念；199l－1996年为发展阶段，以成立山东省企业文化建设研究会为标志，山东企业文化建设进入自觉追求阶段，全省不同类型企业的文化建设也开始全面推动；1997－2001年为驱动引导阶段，这是山东企业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以确立发展理念、提供发展思路、寻求发展出路、驱动发展目标实现为己任，推进企业文化实现空前的整合贯通，驱动创新；自2002年至今为整合提高阶段，这是山东企业文化的提升阶段，不断提升核心理念，改进管理模式，初步形成党政推动、社团依托、市场运作、品牌带动的企业文化建设新机制，山东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山东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山东的企业家和企业长期浸染在当地的社会环境中，自然也同样受其影响。当然，这其中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

一、“性本善”的人性论和人本思想

儒家的主流思想认为人性是本善的。突出的代表就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孟子，有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儒家对于“性本善”的观点虽然有点绝对化，但他承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它认为，需要充分肯定作为企业生产主体的人，企业职工的积极性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他们乐于工作、勇于承担责任，并且多数人都具有解决问题的想象力、独创性和创造力，关键在于管理者如何将职工的这种潜能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

“人本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提出的，其中的“人”是针对“物”而言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人本主义”的一个必然要求。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从根本上揭示了发展与人的辩证关系，也可以说是点出了“以人为本”的真正意义：坚持“以人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人”（提升人民整体素质），通过发展人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成果供人民享有。这就形成了一个“发展人”的闭环系统。这对于企业实施人本管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与管理学界人本管理是of the people（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和人才）、by the people（企业是依靠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for the people（企业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思路是一致的。台湾著名管理学家陈怡安教授把人本管理的核心提炼为三句话，即：点亮人性的光辉；回归生命的价值；共创繁荣和幸福。 这一提法，把“以人为本”当做“人本管理”的目的而非手段，点出了人本管理的真谛所在。

山东企业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兴企，对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价值，对外实现企业与社会、自然的平衡发展。以海尔为例，设计、缔造的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一切以人为中心，把人当作主体，在企业内部营造一种尊重人、信任人、关心人、理解人的文化氛围，让每个员工都成为创新主体，让每个人都以百倍的热情投入海尔事业的发展，使管理的艺术和心灵的需求更加和谐、完美地统一起来。

二、“不谋其利”的义利观

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要努力培育“生死与共”的价值观，使企业全体员工增强主人翁意识，能与企业同呼吸、共成长、同发展、共生死，做到企业精神与企业价值观的人格化，实现“人企合一”。 在价值观中，最基础的就是义利观。

儒家对于“义”和“利”有着客观的认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义”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在个人层面其意为端正行为，符合道义，在社会层面，其意为建立公正、公平、道义的制度。儒家思想的价值趋向——义高于利，把个人端正的道德与社会公共利益放在首位。但这并不代表儒家否定物质利益，孔子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得也”。就是说，对于不当的得利是不可得的。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思想突出强调了人的精神的重要性，当“义”与“利”不可兼得时，舍利取义成为人们自觉的选择。它巧妙地阐释了道德与利益之间的深奥关系．倡导在经济关系中人们所承担的道德责任，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的价值取向。在越来越追求物质利益的今天，建立正确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培养员工具有正确的义利观，正确看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正确处理道德与经济的关系显得更加重要，这就需要“智”，达到以义取利，义利兼得才是理想之境。

再以海尔为例，1985年，海尔从德国引进了世界一流的冰箱生产线。一年后，有用户反映海尔冰箱存在质量问题。海尔公司在给用户换货后，对全厂冰箱进行了检查，发现库存的76台冰箱虽然不影响冰箱的制冷功能，但外观有划痕。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决定将这些冰箱当众砸毁，并提出“有缺陷的产品就是不合格产品”的观点，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作为一种企业行为，海尔砸冰箱事件改变了海尔员工的质量观念，为企业赢得了广泛的美誉，深刻反映出山东企业家在对待义和利两种价值观的鲜明态度，对山东企业及全国质量意识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独有偶，山东东阿阿胶有限公司确立了“诚信、科学、奋斗、博爱”的企业价值观，提出对顾客讲诚信，强调医为仁术，济世救人为本，始终坚持以最优的产品服务顾客；对社会讲诚信，合法经营，积极纳税，不虚报成绩，不骗取荣誉，不推卸回避责任；对合作方讲诚信，履约守信，共识双赢，支持合作方，帮助合作方；对股东讲诚信，就是使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使投资者获得更丰厚的回报。东阿阿胶人一直奉行老一辈阿胶人流传下来的“老老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做事”的优良传统，为消费者负责。中药生产讲究药材地道，公司所用原辅料均从产地进货，择优定点采购，对原辅料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和控制。阿胶原料驴皮进厂要过“三关”：“入库关、检斤、过磅关，”（检验、试验、入库检斤）；坚持“五不要”，即：“有病的驴皮不要，杂皮不要，没有鉴别特征的皮不要，掺杂使假的驴皮不要，化学污染的驴皮不要”。东阿阿胶不仅设立了中心化验室，分厂、车间化验室，实行成品按企业内控标准全检出厂，让公司专职质量监督员在分厂、车间办公，实行零距离监督，而且还对商家、客户和全国各地的消协开放阿胶原料存放处理现场。公司知道，透明才有诚信，监督才有质量提高，消费者应该有这个知情权。东阿阿胶从外观、内在质量到产品包装，制定了《中国药典》上没有的阿胶质量指标几十项。消费者有人嫌块状阿胶服用不方便，公司就推出了代客熬胶、阿胶免费打粉业务，研制开发了不需加工即可直接服用的液体阿胶、颗粒剂的阿胶系列新产品。东阿阿胶专门编写包括疾病发病原因、症状、治疗、预防，产品服用、储存方法、注意事项等内容的健康手册，开设健康课堂，拍摄科普电影片，近几年开展了上万场次的送健康进城下乡活动，传播健康科学。

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孔子的“则天说”，把“天” 当作人类社会管理规范的本原；人世间的管理者，只有遵循“天”的意志，按照“天”所揭示的客体规律办事，才能取得管理上的成功。孟子提出“事天说”，他认为“天” 不仅为人类社会确立管理的秩序和规则，也为组织选择合适管理者；而人世间的管理者要想获得管理的资格，就必须加强道德修养，以便同“天”一致。荀子提出“应天说”，认为“天”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规律；而作为管理主体的“人”，在表现为客体必然性的“天”面前，应该而且可以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中庸》讲：“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宋代张载在《西铭》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著名论点，认为万物与人都是天地所生，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民众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与我为一。他把宇宙比作一个大家庭，如果把人类的伦常关系扩大到宇宙，人与人、人与万物就能相亲而不相害，渐臻至与天地万物协调发展的理想境界。

从现代的观点来理解，儒家的所谓“天”是客观规律，是人对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和。生态文化属于生态科学，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的是生态精神。而企业文化则属于管理科学，主要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体现的是人文精神，但是本质上二者都属于一种发展观，运用系统观点和系统思维方法，从整体出发进行研究；都强调科学精神，即实事求是，努力认真地探索；从狭义角度来看，都是观念形态文化、心理文化，而且都以文化为引导手段，以持续发展为目标。并且企业文化发展的诸多方面，需要以生态文化来与之相结合。因为，第一，大部分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重视了人的价值，却忽视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为环境的恶化及末端治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二，现代消费群更青睐于绿色产品，企业也想通过“绿色浪潮”提高产品的生态含量；第三，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化”是其必由之路，生态文化融入企业文化后不仅可扩大企业文化的外延，而且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形象。

以东岳集团为例，该集团以“厚德载物，诚信为本”为基本道德理念，以振兴民族工业为目标，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将企业发展与国家和社会发展融为一体，使员工形成正确、统一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1998年初，臭氧层保护问题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东岳集团把自主创新的目标瞄准了绿色制冷剂的研发上。东岳董事长张建宏在报纸上关注到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明善教授在制冷剂替代品研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的消息，立即与对方进行联系。经过一番努力，当年底，东岳与清华大学共同组建了东岳——清华绿色新技术有限公司。不到一年，绿色环保制冷剂系列产品开发成功，并很快实现产业化，彻底打破了欧美的技术垄断。这种绿色环保制冷剂，综合环境性能好，于2001年2月获得国家技术发明最高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另一主要产品“塑料王”原料——聚四氟乙烯(PTFE)，无论规模、技术还是市场占有率均为世界第一，是与美国、意大利比肩的全球PTFE三大基地之一。

建厂20年来，建成了从萤石粉到氟化工基础材料，再到含氟高分子材料及其深加工，以至尖端技术六氟丙烯、偏氟乙烯、全氟离子交换树脂及离子膜等的高新技术产业链和产品群，大大提高了东岳集团的自我配套能力和资源综合利用能力。这一产业链和产品群互惠互生，资源、产品、废物得到了充分利用，公司的物料单耗、能源消耗、设备维修费用等都比国内同行业低3%以上，被国家化工协会称为“亚洲最好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在短短的20年间，东岳集团已经成长为中国氟硅材料行业的骨干企业，向着科技、环保、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以新环保、新材料、新能源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链。

四、“居安思危”的忧患精神

儒家思想中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自孔子开始便是如此。“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将忧患的内容重点放在关注他人、社会和国家上。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称霸，社会矛盾加剧，现实的苦难使人们更加关注现存的人世社会，诸子百家皆“藁目而忧世之患”，但各有各的忧法。老庄主要关心的不是社会现实的改变，而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解脱。墨家提倡兼爱，要求仁人志士“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墨者本身，则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儒家则一方面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追求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把个人的命运同整个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任务。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看得比人的富贵、生命还重要，提倡为道为仁而牺牲的精神，这比其他各家的忧患更全面、更系统。

儒家的忧患意识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实践性。这是由儒家关于历史发展的道德认识和理性认识所决定的。所谓高度的自觉性，是指主体的自觉，表现在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并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责任，这也是理性认识。同时，按照儒家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思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也是儒家自觉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所谓实践性，是说儒家的忧患意识决不是停留在感情和意识范围，而必须将认识化为实践，使内圣走向外王，使修身走向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实践性体现出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

当今社会，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一些企业将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很快的消失，把资源让给其他更好的、更优秀的企业。但也有一些企业能够把握住经济发展的机遇，迅速获得成长，获得资源，获得合作伙伴的支持和产品的支持，迅速发展壮大。这将是一个资源重新配置的时代。今后，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中国企业经历这样的生死波动，但这也正是孕育优秀企业的温床。即使是现在做得很成功的企业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今天的经验可能会成为明天的障碍。因此，企业必须要居安思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断创新。

仍以海尔为例，海尔的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等。创新让海尔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经过20多年的创新拼搏，海尔集团已发展成为全球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中国最具价值品牌，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本土化的设计中心、制造基地和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五万人，重点发展科技、工业、贸易、金融四大支柱产业。 在创新实践中，海尔探索实施的“OEC”管理模式、市场链管理及“人单合一”发展模式均引起国际管理界的高度重视。“人单合一”发展模式为解决全球商业库存和逾期应收提供了创新思维，被国际管理界誉为“号准全球商业脉搏”的管理模式。面对新的全球化竞争，海尔确立全球化品牌战略、启动“创造资源、美誉全球”的企业精神和“人单合一、速决速胜”的工作作风。在电子百强企业排名中，海尔是拥有量最多的中国企业。在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海尔还主持或参与了近百项国家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其中，海尔热水器防电墙技术、海尔洗衣机双动力技术还被纳入IEC国际标准提案，证明海尔的创新能力已达到世界级水平。

2005年中国年度经济人物的主题是“创新、责任、推动力、影响力”，山东有两位企业家摘得了桂冠：海信集团的周厚健和潍柴动力的谭旭光，他们都是自主创新的先驱，海信自主研发出了“信芯”，取得了中国彩电业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标志着中国年产7000多万台数字芯片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从此结束。潍柴动力则在2005年初推出了我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升、12升大功率欧Ⅲ发动机，实现了我国内燃机行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飞跃。

五、“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便是“内圣外王”，虽然这一说法并非是儒家首创，而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文中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但这一学说后来演变为儒家的基本命题。所谓“内圣”，即孟子所说的“圣人，人伦之至也”，即要求在个人生命内完成最高的道德修养；所谓“外王”，即要求圣贤不只是追求个人生命的道德完美，更要求把这种“内圣”外化为道德实践和“经国济民”，立志为地方、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这也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就相当于《大学》里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孟子说，君子要“自任以天下之重”，就是要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又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汉代以后的士大夫始终强调“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之名教是非为己任”。北宋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东林党人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初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天下”的观念，是中国士大夫能超越家庭主义、地方主义而始终把国家整体事务作为己任的文化思想的根源。在这种思想文化里，不仅个人对他人、对群体的责任意识始终被置于首位，也凸显了以小我成就大我、以牺牲个人和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和全局利益、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的价值取向。

儒家的“天下为公”说与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反映全人类共同追求、共同理想的正义性。儒家在实践“天下为公”的道路上，更重视施“仁政”，反“暴政”。孔子提倡“为政以德”，这样的境界须赖于人们遵循和践履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来实现和维持，否则就成天方夜谭了。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孟子也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等，这些言论无形中使儒家的人生境界有了一定的规范性。

仁义境界告诉人们：重视生死，不是生命的本身，而应该是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儒学的真义就在于教导我们如何用有限的生命去创造无限生命的价值意义。要做到这点，不容易，须具备智、仁、勇的品格，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样才可超凡脱俗，达到心灵的高度净化，返璞归真。这样才可使个体的道德理性得到高度升华，最终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妥善的安顿。这是生命的理想归宿，更是儒家的最高要求，儒学的终极关怀。

山东的企业家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只有将民族精神和当代山东精神融入企业改革发展之中，才能真正建设好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建国之才，始终是山东企业文化的灵魂。自强不息是山东企业文化之基。自主创新是山东企业文化建设的动力。山东企业已把战略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渗透到企业员工的意识深处，化为企业员工的自觉行为。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曾一度让所有中国人为之动容，地震发生之后，社会各界纷纷向灾区捐款款物，作为山东的企业，海尔集团一次性向灾区捐款1000万，海信集团联络青岛红十字协会，向灾区捐赠600万人民币用于灾区学校重建，山东皇明太阳能集团先后为灾区捐款捐物累计已达500万元，类似这样的企业举不胜举，据有关资料统计，汶川大地震山东共向其捐款捐物达7.8亿之多。这就是山东企业“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page]

第三节 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消极影响

儒家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和两重性。它既有民主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而且在有些情况下，精华与糟粕又相互结合，良莠混杂，瑕瑜互见。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中有一些消极和保守的思想，对于生存在“商场如战场”的充满竞争的环境中的企业而言，是不合时宜的。这些消极的思想，也同样体现在山东企业界人士的性格之中和山东企业文化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山东企业的发展。

一、恋家，不善闯荡

“恋家，不善闯荡”，和儒家所讲“父母在，不远游”是一脉相承的，也造就了山东人重土安命的性格。这和南方人“四海为家”的想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山东人重视乡情、崇拜乡土、依恋乡亲，认为“在家时时好，出门事事难”，宁可在家乡挨饿受穷，也不愿主动到外地去游历闯荡。即使是在思想相对开放的青岛，仍有“千好万好，不如青岛；千难万难，不离崂山”的说法。在历史上，虽然有大批人“闯关东”的事件发生，但是当时几乎都是为生计所迫，而非主动选择的结果。

由于山东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山东人的性格从整体上讲相对保守，行事谨慎，做事稳当。“听其言而观其行”，“三思而后行”，“一看二慢三通过”，这些相对保守的观念对山东企业的影响是很大的。一分为二来看待这种性格：好的方面是做事谨慎，做事成功的机率大，风险小；坏的方面是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容易丧失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重土安命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改变。山东的农村产业化龙头企业很多，与土地有关的食品企业也很多，中国食品100强里面山东占了1/3多，土地是山东人无法超越的情结。然而“重土安命”严重影响着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人走出山东到省外、国外打天下的人很少。由于山东人出去得少，反馈回来的信息也少，本土的东西不能与外界交流。于是，便形成了经济上的近亲繁殖，其结果不仅难以嫁接域外的最新技术，而且自身已有的优势也会渐渐退化。这一点，从山东白酒企业是最鲜明的例子。山东是我国的粮食大省，山东人又有擅饮的传统，可以说白酒企业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但在与其他白酒企业的竞争中却明显落了下风。虽然近年来山东白酒企业纷纷喊出做大做强的口号，但是宁可在山东区域内搞多元化发展也不肯向省外发展。这样的结果，就是未来虽然可能形成以白酒产业起家的大型企业集团，但很难打造全国知名的白酒品牌。

二、内讧，不团结

浙江企业是改革开放之后发展速度最快的。一是浙江企业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他人所不敢为，四处出击；二是浙江企业能够相互支持，抱团发展，同时借助于能量巨大的商会组织运作，相互约束、避免内讧。而山东企业则恰恰相反，不爱闯荡，乐于聚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资源再多也禁不住“扎堆哄抢”，所以也就容易“窝里斗”。青岛啤酒也曾一度局限于山东区域，满足于与济南的“趵突泉”啤酒争夺地盘，却几乎是屡战屡败。青啤在资本市场上圈来了十几个亿的资金，只好放在银行生利息，从1993年到1996年青啤的利润实际上根本不是经营利润，而是银行存款带来的利息。直到彭作义上任，把目光放眼全国、放眼全球，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收购整合，才有了走出山东的青啤。而最终，在已发展成为全国性企业的青岛啤酒面前，“趵突泉”自然是无力抵抗，顺理成章成为青岛啤酒家族的一员。

让人遗憾的是，众多的山东企业却未能向青啤、海尔、海信一样大胆走出去，而仍是在山东区域内苦苦内斗。还是以山东白酒企业为例，主要精力都放在本地区域外的省内市场，相互间争斗得不亦乐乎。而且他们选择的合作者，在当地基本都不是前几位的主流经销商，而是一些中小型经销商。这种现象导致山东白酒企业的主要销售额基本上都依赖于本地市场，抗风险能力弱，成熟市场太少，最后形成经销商众多，成气候的却没几个。反过来，由于区域经销商的弱势，导致了企业对经销商扶持力度的减弱，销量无法突破，造成这些白酒企业发展缓慢。

三、官商背景比较明显

“官本位”的文化意识已深入山东人骨髓，人们的日常生活、言行举止、社会各行各业无不流露出这种文化的存在。山东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高度集权化，企业领导享有巨大权威，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利，员工工资奖金的分配、提拔等主要由上级决定。“唯上”是下级最安全、最能得到赏识的行为通则。在山东的一些企业中，领导很多，能负责的很少；制度很多，执行的很少；层级很多，顺畅指挥的很少；机构很多，实际发挥职能的很少。有的企业则是规章制度过于繁琐，层层审批、层层把关、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申请一次促销活动，从申报到最终审批需要两个月的时间，等到可实施的时候早已错失了最好的时机。这种“唯上”文化严重阻碍了企业文化建设的科学性、民主性、廉洁性和高效性。

儒家传统价值观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规避风险、明哲保身，主张“学而优则仕”。 这一点，从山东省历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之踊跃就可以窥豹之一斑。不论博士、硕士、学士，不论外语专业、化学专业，都去考公务员，争取进入机关去做收收发发的工作。知识分子走上了仕途，直接结果就是知识分子思想僵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官场上，不愿也耻于研究科学技术。一些在自己原来的工作领域干出点成就的人，也倾向于当官从政。“皓首穷经”，使科技发展缺少动力。

由于“官本位”思想严重，山东的民营经济活力远逊于南方省份。这就造成了山东国有企业的实力要远远超过民营企业。山东省2009年度纳税百强排行榜中，国有、集体企业共81户，纳税总额为1172.11亿元，占纳税百强企业纳税总额的87.83%。榜单排名前10位企业中有9户是国有企业，纳税额为623.83亿元，占入榜企业纳税总额的46.74%。 而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大大超过民营企业。2009年，在山东出现了“巨亏国有山东钢铁‘叫吃’赢利民营日照钢铁”的现象。这一切，自然是由政府主导所致。日前，山东省委、省政府又提出了组建山重集团、煤炭集团等十大企业集团的战略构想，这既是山东发展经济大气魄的一种体现，也在侧面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官本位”意识在作祟。

四、固步自封，小富即安

山东企业信奉“中庸之道”。朱熹对“中庸之道”的注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既不走极端，又不易帜，不易主，不易信仰。山东企业因受孔孟儒家学说影响较深，一般思想比较禁锢僵化，循规蹈矩比较严重，缺乏创新性，狼性不足，长期对人才的评价和使用喜欢用“好人中的能人”而非“能人中的好人”，那些特异而不随大流的个体往往被视为“精神不健全”、“狂妄”和“不合群”而受到歧视。无疑，这样“协调”极端化的结果会压抑个人创造性的发挥。因而在企业内部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是疲软的，即使是出类拔萃的个人也很少有机会脱颖而出。这对于企业市场开拓、科技创新、资本运作等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当以“集团意识”和“忠诚意识”形式出现时，对企业成员来说能自觉地维护其和谐，因而整个群体构成一个封闭的集团，呈现出明显的封闭性特征。反映在企业的活动上，易使企业对外部群体采取敌视或排斥的态度。而这种对外部世界的“不合作”态度显然不利于企业自身的进步。

这样的例子，在山东企业中几乎比比皆是。很多山东企业缺乏自我超越精神，小富即安，缺乏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在取得一定的成绩后就开始“知足常乐”了。在市场开拓、科技创新特别是资本运作方面乏善可陈，造成了企业后劲不足，最终眼睁睁地被竞争对手超过。[page]

第三章 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影响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山东企业由于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此，以本人所在的山东德州恒特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特重工）为例，从实践角度探讨儒家思想对于该公司企业文化的影响。

第一节 山东德州恒特重工有限公司简况

山东德州恒特重工有限公司系民营股份制企业，厂区规模近百万平方米，组织机构为“六部一室一中心”，员工800余人，工程技术人员80余人，是集科研、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manbetx app 专业生产厂家。公司1995年研制第一台manbetx app ，1996年投入批量生产。生产制造许可证编号为：TS2510121-2011,公司现年产“恒特”牌HT120、HTL100、HT80、HT70等中小型系列挖掘机3000台，现已成为德州市十大支柱企业之一。

经过10多年的打拼磨练，公司和产品荣获多项荣誉称号：2002年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评为“中国质量过硬放心品牌”；2003年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4年被评为“中国质量检测达标产品”；2005年被评为“中国知名挖掘机十佳品牌”；2006年荣获“山东省著名商标”；2007年被评为“全国重质量守信誉公众满意单位”；2008年被山东省工商局授予恒特重工“山东省消费者满意单位”。2009年，被中国农业银行评为“企业信用等级AA级企业”；2010年，被评为“山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企业以科技创新求进步，向现代化管理要效益，通过独特的人才选拔机制招揽一大批有志之士助推恒特发展。科技方面：聘请行业专家作为公司高级顾问，加强对液压系统的改进，通过建立无尘装配室和购进先进的液压油检测设备将产品出厂的液压油清洁度等级达到NAS1638中规定的8级标准；修建专业的爬坡试验桥，对下线车辆进行严格的检验；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公司每年都专门聘请行业专家来教授专业知识，从而使技术人员的研发思路始终置于行业领域的最前沿。

为能更加便捷地服务客户，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76个销售网点，构筑起了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形成了办事处、员工代理公司、专营公司和代理商“四驾马车”并驾齐驱的营销格局。产品以良好的性能、适中的价位、优质的服务、健全的网络而远销祖国大江南北，并出口亚、非、欧等国家。[page]

第二节 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恒特重工企业文化

恒特重工历来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注重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依靠文化的力量推动企业发展。特别是自2008年后，总结归纳了 “十大组织语言”，将企业文化建设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一、愿景：品质创造未来

企业愿景起着指导企业运行思想的导向作用，它是对动态变化市场环境的一种总体描述，是对企业未来发展一种蓝图的宏观规划。愿景将为公司制定阶段性战略指标体系、年度经营计划以及相辅相成的关键业绩考核系统提供目标依据。从一般意义来讲，人们可以将愿景通俗地理解为一种梦想，是一种对构建企业帝国大厦的思想源泉，是一种瞻仰与守望，让所有员工都在梦想的灯塔引领下奋斗不息。

结合公司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恒特重工将“品质创造未来”作为自己的愿景，着力将“品质”定格为企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实现了思想和行动上与市场的良性接轨。从1996年公司第一台挖掘机问世，到目前外型美观、功能完善的新型挖掘机，恒特重工的产品发生着翻天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后深藏的是公司对产品品质的不懈追求。恒特重工全体员工奉行的产品品质观念使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公司规模不断壮大，实现了从作坊制作到现代化流水线生产的完美转变。目前公司产品已经出口到欧洲、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广阔的市场前景是对公司宏伟愿景的验证和褒奖。

而“品质”不仅仅是指狭隘的产品品质，还有公司广义上的大品质，包括企业形象、员工人品、员工工作态度、管理模式、文化层次等。公司自创办之初就非常注重管理品质的提升，通过外出学习等方式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不断充实到自己的管理中去。公司力争做到公司产品和管理理念双重品质的同步提升，实现公司发展物质、精神双重进步。总之，公司整体品质的提升是一个大的集合，它将成为企业应对市场风云变幻的坚固基石。

二、使命：用心铸造精品，用爱培育人品

恒特重工认为，“企业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将员工的幸福生活作为一种使命”。企业家要想赢得成功，必须将企业运作宗旨和根本意义定位于一种目标之上，并为之不断奋斗。使命是领导者实施领导的起点，是商业领导力得以施展的基石。好的企业使命能够得到全体员工认同，并得到客户和市场的接纳，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企业旗帜高高飘扬。恒特重工的企业使命将打造精致产品和高尚人品纳入自己理念范畴，强调用真心和爱心去制造产品和培养人，从而实现企业产品与人品品质的双向提升。

“用心铸造精品”，是针对公司员工做事而言。只有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才会把自己的产品做好。恒特重工追求的是质量和效率的双重提高，因此只有认真仔细地去做，才能出精品，才能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进而使企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这应该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心态，一种对事业的感情，是一种对自己行为的负责。恒特重工要使全体员工养成会工作、会生活、爱工作、爱生活的好习惯，工作的时候一丝不苟，生活之中轻松愉快，相信在这种一张一弛、松紧有度的工作生活节奏下，工作会更加有效率，生活也会更精彩。

“用爱培育人品”，是针对公司员工做人而言。要做事，先做人。品格是一个人树身立世的重要前提，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必要条件。品格是达成诚信、责任、严谨、敬业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员工整体素质最主要环节。只有品行优良的团队才能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并实现公司高效运营，也只有品行优良的团队才能制作出精品，真正让客户放心满意。恒特重工在企业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员工人品的培养，使恒特员工不仅成长为好的工作者，还要成为社会认同的品行优良的社会人。员工良好的品行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的形象，也直接影响到社会对企业的印象。公司通过培训学习和必要的奖惩措施来构建一种人性化的企业氛围。随后在公司内部开始推行家书传递制度，通过这种全新的方式沟通彼此之间的感情，使大家都能够彼此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关怀，少一些摩擦，最终实现构建和谐大家庭的愿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发员工品格比开发产品更为重要。

三、信念：知道是没有力量的，相信并做到才有力量

信念对人来说就是对某种事物的看法，而对企业而言的表现就是对公司工作方式的一种思想观点，也可以说成是一种心理意愿。企业信念是企业奉行的工作原则，为员工工作思想树立一种好的模范和榜样。恒特重工的企业信念就是“知道是没有力量的，相信并做到才有力量”，其中主要强调了对理论与实践两个主体的辩证分析。“知道”即为理论知识，而“做到”则是行动的付诸实施，即为实践。从知道到真正做到，就是一个理论到实际的过程，恒特信念就是要告诫大家，少一些浮华的说教，多一些对实质问题的探索，只有真正能够付诸行动的才是具有力量的决策和理论，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恒特重工是靠业绩来说话，而不是靠空口白话。于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理论付诸实践的时间周期不断缩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企业信念的提出就是要使恒特人不仅在知识上领先一步，在实践上更是要技高一筹。表现在工作方面就是部门协调会要见到成效，新产品研发计划要真正付诸实施，各种新的管理思想要能够在公司的运营中取得成果，新的生产工艺、方法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恒特信念中还提到了“相信”，这是指人很多时候的成功与心态、毅力、精神等心理因素有极大的关系。只有你相信它的正确性，才会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所以恒久的毅力、坚定的信念、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一个人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恒特重工要将全体员工培养成能为自己的信念奋斗到底的斗士，要将企业信念捍卫成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相信拥有着在全体员工不懈努力下建立的信心，公司的产业利剑定能够在波涛汹涌的市场竞争中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四、宗旨：让客户满意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企业宗旨根本上就是保证企业良好运营的目的。企业产品的最终对象是客户，因此提升客户购买欲已成为企业发展运营围绕的核心。恒特公司将企业宗旨定格为“让客户满意是我们不懈的追求”，充分体现了公司经营理念与市场完全挂钩的发展思路。
“客户就是上帝”，“客户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在一种谦逊、服务的心态下，公司的发展有了明确的目标。要树立“让客户满意是我们不懈的追求”的宗旨，那么如何让客户满意成了公司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公司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阵地，通过不断的市场调研来获取客户需求信息，再反馈到相关技术、生产、供应等部门，最终实现公司产品的与时俱进，也实现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公司首先狠抓内部管理，构建了从供货、技术、生产、销售全方位的质量管理体系，在产品原材料上严控质量，对供应商严格要求，力保产品源头质量不出差错；在技术上狠抓技术攻关和新产品研发，对市场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要有敏锐的洞察力，使新的理论知识以最短的时间变成生产力；在生产上追求精细作业，加大对生产各流程的检验力度；在销售上则构建起庞大的营销网络系统，不断提高产品知名度。通过上述措施力求使自己的产品能够符合客户的要求。2008年9月，公司又专门聘请沈阳601飞机研究所液压系统主任设计师、高级工程师夏立成为恒特重工高级顾问，相信行业专家的加盟必将实现公司产品技术新的突破，并能够使产品在性能上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公司还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加强对客户的回访，在跟踪观察自己产品运行状况的同时，也不断收集客户新的需求。

五、生存观：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谋发展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每天都面临诸多问题，如何更好地生存则是企业家首要考虑的问题。恒特重工要打造百年企业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要解决影响企业生存的问题。往往人们对一种产品的需求在一段很长时间里是不会有太大变动的，除非有大的产业革命、新能源、新技术的发明，人们对一种产品的需求不会断绝。所以如何使客户乐意去购买自己的产品才是企业生存的关键。

恒特重工生存观“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谋发展”中提到了两大要素：“质量”、“信誉”。作为企业产品生命的主线，质量的优劣决定着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决定着公司的效益和发展。满足客户需求是产品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企业生存的最终目的，而在客户看来质量的优劣往往是购买意愿的最主要衡量标准。因此，自企业创办之初，公司就制订了“质量就是生命”这样的生产理念，建立了完善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使公司产品能够在质量上有一个强有力的保证。而“信誉”则是一个企业为社会所接纳的灵魂所在，是一个企业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人无信不立，企无信难存”，无数事实表明，诚实守信就会收获丰厚的回报和长远发展的希望；利欲熏心、欺诈行事，只能使企业走向衰败和灭亡。诚信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基石，更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企业的诚信应该构建成一种覆盖全公司的文化体系，其中应包括公司理念的诚信、管理思路的诚信、经营方式的诚信等，只有通过从思想到行动实现诚信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企业人员管理、经营思路的革新。因此，恒特重工将“信誉”作为企业发展的思想标尺是非常正确的。

六、服务观：沟通从心开始，服务从我做起

公司产品最终的对象是产品用户，为使用户能够舒心满意地购买公司产品，公司的服务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何能够使客户在购买产品时没有后顾之忧已成为企业决策层着力思考的问题。

公司在全力提升自己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将产品的售后服务作为赢得客户的一种必要手段。公司推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路，教育员工建立换位思考的思想，讲求时时处处地为他人着想，只有知己知彼，才能遇事不乱；只有真正掌握了客户的心理才能实现与客户真诚的沟通。所以“沟通从心开始”就是指导大家要与客户交心，赢得客户信任，也就能赢得广阔的市场。

“服务从我做起”，是体现员工事必躬亲的主人翁意识，使员工思考问题不是看他人的具体表现，而是能够积极主动地完成任务。恒特重工为使每位员工都能认识到自己缺陷和不足，要求员工书写成长日志，在其中将自己一天的过失详细地记录下来，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完美结合，将前车之鉴，作为后事之师；同时，恒特重工还通过进行商务礼仪、办公方式等管理培训加强对员工的教育，使每位员工都能够掌握沟通的技巧和待人的礼节。

公司将服务观由产品推广到整个公司的管理，使公司管理实现了全方位、通透式的人性化管理，员工身处其中不仅能够彼此通畅地交流，还能修养身心，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进步。

七、产品观：恒久品质，特别奉献

公司产品要想占据市场，一定做好自己的产品定位。产品观作为生产行动的思想指南在企业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恒特重工将“恒久品质”定位为自己产品观的核心，强调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保证自己的产品品质，给客户一个信心，同时也给企业自己一个信心。为打造恒特重工恒久优良品质，公司通过一系列的管理改革实现了从管理到生产全方位的革新。

一方面通过学习建立起自己全新的“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模式，通过家书传递、晨会演练、书写日志等一系列措施规范员工行为，使员工每天都能做到自我审查、自我总结、自我修正，在一种浓厚的学习氛围中不断成长进步。这是一种公司管理的软文化，这种文化是建立公司卓越团队的根源，是实现恒久品质的前提。通过对人员的培养使员工素质不断提高，产品意识不断增强，进而实现产品品质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则通过加强生产经营过程中各种制度的建设，加大质检力度，对供应、技术、生产、质检、销售等部门的工作进行严格把关，从产品制造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管理，实现公司产品品质一体化管理。

八、处世观：海纳百川，和谐发展

恒特重工的企业文化在面向社会方面一直坚持博爱、包容的态度，对伙伴公司好的经验理念予以借鉴，对自己公司管理理念上出现的瑕疵及时予以消除。恒特重工是中国众多重工企业中的一员，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就是依靠公司不断的学习、创新得来的。

恒特重工将在加强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博采众长，以谦逊的姿态关注同行业的发展，以积极的行动实现自身品质的提升，力争实现企业自身的良性发展。所谓“海纳百川，和谐发展”，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有容人之量，允许员工犯错误，既能容其所长，又能容其所短，这样才能做到和谐发展。百川归海，难免泥沙俱下。如果大海只接受清水，不接受泥沙，它还能成为大海吗？同时，这也是与“用爱培育人品”的一个呼应。

九、行动作风：认真、快、坚守承诺

行动作风应该是公司员工行为处事中展现出的一种风气，是一种精神风貌。恒特重工希望自己的员工能在工作中做到三点：“认真”、“快”、“坚守承诺”。

“认真”是指员工的心态。认真是人的一种优良品质，只有做到事事认真对待才能真正将事情做好，只有在工作过程中一丝不苟才能真正实现产品的高端品质。公司要铸造精品，首先就要使员工端正思想，好的心态是成功的一半，只有想做好了才有可能将产品做好。所以应该学会把认真当成一种习惯来培养。为使广大员工能够在工作中把认真当成形成一种习惯，公司注意细节上的管理，对各部门工作都做了规范和标准，从简单的写报告到负责的工艺文件制作都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快”是指员工工作效率。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车间员工都要在认真完成工作的同时提高效率。工作效率是衡量一个员工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只有能够既快又好地完成工作才是一名优秀的员工。

“坚守承诺”是指员工的人品。要做事，先做人。只有员工是一个诚实守信、坚守承诺的自然人，才有可能为我们公司贡献巨大的价值。现代管理将人才分为四大类：有德有才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成品，有才无德是毒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恒特重工就是要尽力将员工打造成一流的精品人才，即便是知识的学习能力有差异，公司也要着力培养那些人品好、才智稍逊的成品员工，坚决摒弃有才无德的毒品员工，使团队工作建立在高品格、高修养的思想之上。

十、工作态度：保证完成任务，绝不找借口

工作态度是员工的一种思想状态，是员工对所属职位、所做工作的一种认同程度和热爱程度。恒特重工将公司员工的工作态度总结规范为“保证完成任务”和“绝不找借口”。

“保证完成任务”是员工的一种决心。决心是人实现理想、成就事业的一种精神体现，是人的一种精神欲望的表现。坚强的决心能使人产生直面困难、毫不退缩的勇气，是成功的先决因素。[page]

第三节 恒特重工企业文化与儒家思想

恒特重工的企业文化理念，非常强调“诚信”。恒特重工生存观“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谋发展”中提到了两大要素：“质量”、“信誉”。公司注重产品和管理理念双重品质的同步提升，实现公司发展物质、精神双重进步。同时，产品品质本身也是企业的一种诚信。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消费者提供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高品质的产品，是企业诚信的最终反映。恒特重工还扩展了“品质”的内涵，包括企业形象、员工人品、员工工作态度、管理模式、文化层次等。这与儒家“诚信、和谐”的思想是一致的。

恒特重工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企业中践行各种人本措施，用真心和爱心去制造产品和培养人。2008年9月16日，公司正式成立工会，以更好的维护员工利益、关心员工生活、扶住家庭困难和教育员工成长。公司专门成立了“员工救助基金”，救助金额视不同情况由工会委员会讨论决定。2008年10月1日，“员工救助基金”的捐助仪式在西厂区办公楼前隆重举行。此次募集活动共筹得基金28330元，加上公司注资10万元，共计128330元。10月14、15日，公司实施了第一批“员工救助基金”的救助工作，有两名家庭困难且家人突发重病的员工得到救助。员工救助基金是通过困难风险的群体分摊来实现个人困难风险的最小化，最终将风险系数降至每位员工都能承受的程度。员工救助基金的建立将从根本上帮助那些陷入个人难以承担的突发性困境的员工脱离困境，为员工的幸福生活加固一份强有力的人生保险。至笔者截稿之日，已捐助10名员工，累计捐助额64000元，现在，“员工救助基金”账户通过公司和员工再次捐助，已筹得210279.1元。

恒特重工认为，企业为以人为本不仅仅是让股东、员工满意，更应该让客户满意。只有实现股东、员工、客户、社会的共同满意，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所以，让客户满意是我们不懈的追求。恒特员工逐步建立换位思考的思想，时时处处地为客户着想，急顾客之所急，想顾客之所想，不断提供客户的满意度。

恒特重工的信念中提到了“相信”，强调心理素质和个人意志，这实际上与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一致。与孟子提出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恒特重工注重克服儒家思想和山东性格中的不利因素，倡导博爱、包容的态度，坚持公平竞争、共同发展，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为了实现企业的发展，恒特重工强调目标的重要性，即员工要保证实现既定目标，不找借口。这是借鉴西方管理学成果中的“目标管理”措施。这项管理措施强调企业和员工共同确定目标，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目标的刚性，和儒家的柔性管理是有所区别的。[page]

结    论

企业文化是一种柔性管理手段，其对于企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而企业文化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影响。山东作为儒家思想的发祥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尤为深刻。近年来，山东的企业普遍加强了企业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本文通过对儒家思想对于山东企业文化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一、儒家思想和现在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有着诸多共通之处。而儒家思想在山东民众以及各种社会组织中一直有比较好的传承。因此，借助儒家思想之力来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更好的发挥企业领导者的主导作用，还可以增强员工的认同感，高效促进企业的文化创建工作，获得更佳的效果。

二、山东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用辩证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儒家思想，正确扬弃才是管理者的正确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充分发挥儒家思想中的精髓，促进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提升；认清儒家思想中的消极作用，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努力避免或者消除。

三、企业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特别是优秀的企业文化，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不断发展和创新的企业文化。每个企业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在企业文化的创建过程中，应该抓住自身特点，借鉴中西方的管理思想和制度，取众家之所长，创造具有包容力、竞争力与凝聚力且符合企业实际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成果。（本文为恒特重工副总经理王登峰的EMBA论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1届EMBA毕业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