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是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结构出了问题，既如此，就得先从调整社会结构入手。
对中国来说，比提升制造业水平更迫切的，是推行全面的社会政治改革，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均等化。
目前制造业破局最大的希望在于内需的振兴，扩大中间阶层比例，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积极引导大众消费，促使中国走上强盛久远之道。
近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诚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在当前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对于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注重优化政策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加强自主创新，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同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决不能走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的发展道路。
“十二五”时期以来，全国各地争相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破局之道，而忽视了“中国制造”，甚至很多地方将传统产业作为落后产能。各地兴起腾笼换鸟之风，必欲除之而后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占比只有10%，尽管潜力巨大，但是，从潜力到现实，尚且是未知数。以太阳能产业为例，全球有46个国家将其作为未来新兴产业的支柱，而国内几乎所有的省市，也都将其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在高新技术行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巨大，中国最先进的航天工业，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10年以上，刚上马的大飞机项目，在中国国内则几乎是白手起家，举步艰难，核心技术控制在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手中;在中国竞争最激烈的家电行业，核心的技术却在美国和日韩，甚至在LED领域，中国企业更是全面受制于日韩，在汽车领域，核心技术控制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手中，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大国，但是，市场上的高档汽车，如宝马、奥迪等，却几乎都是德国货。事实上，就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所处的位置而言，中国仍然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下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受到核心技术的制约，短期内将难以实现。对于更广大的内陆地区而言，未来最严峻的任务，可能并非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是传统产业的转型与突围。作为一个强大但是却人均收入低的国家，国内民众庞大的内需，仍然需要通过传统产业来满足，制造业仍是中国的立国之基。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中国的GDP增速曾因出口锐减暴跌至6%。如果不是政府“4万亿”刺激计划的紧急推动，有专家认为可能会跌至2%甚至负数。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竟如此之大，这恰好反证了中国内需与其制造业能力之间的严重不平衡。也就是说，假设中国的内需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能把外需锐减之后所多出来的那些“中国制造”产品吃掉，不仅可以使中国的经济得以平衡，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会高出一大截那些物廉价美的外销产品就可以为国内普通民众所享用。这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但也由此而证明：我们有足够强大的制造能力，但却无法让我们的国民充分地享受“中国制造”。这就好比一个家庭里的人都很能干，但多数人的日子却不富足。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何在?别无它，就在于贫富差距太大：多数人虽然能干，但所得甚少，以至于消费不起自己生产的东西;而少数人倒是发财了，但仅靠他们消化不了那么多普通商品，所以只能是低价外销。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需所促进的。“稳增长”方略与其把宝押在那些前景不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不如着力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这当然是对的。
然而，目前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困境，并非是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结构出了问题，既如此，就得先从调整社会结构入手。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导致欧美需求的锐减，中国制造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往所获得的那种“刺激”作用，现有的制造业要满足目前国内的消费水平可以说绰绰有余，因此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提升的动力;而少数富裕者对高档商品乃至奢侈品的需求，国内制造业又满足不了，所“刺激”的只能是外国的供给能力。所以，在上述畸形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没有得到成功的调整之前，我们并不看好中国制造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更遑论离我们很远的那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来说，比提升制造业水平更迫切的，是推行全面的社会政治改革，是社会分配的相对均等化。
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经济的增长极，在发展之初，是需要市场试错的。而发现最好市场定位和未来的方式就是通过产业竞争，任何产业发展前景都不是人为设定的。我们看到现在最好的那些新产业中的优秀产业，都是在竞争中出现和发展的，他们实现了对旧产业和过去的企业霸主的超越。所以我们认为，鼓励竞争是第一位的。尤其是要警惕现在一些垄断企业借助其市场优势封堵民营企业进入新市场、新领域的情况。不过我们现在也比较担心一点，一些传统行业垄断经营的优势挤压民营企业利润空间，导致很多民间资本“去实业化”投资，追求“短平快”的投机形式，甚至去炒蒜、炒豆、炒煤和炒棉花。如果这个趋势得到延续和扩张，我国经济将产生较大泡沫，不利于民生，更由于市场竞争减少，影响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反之，如果民间资本介入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在早期分得市场份额，这会让民间资本很感兴趣、动力十足，一定程度上减轻民间资本“去实业化”的现状，避免形成民间游资无头苍蝇式的市场投资乱象。一些专家就此给出了比较好的建议：由于民营企业的主要风险在于利益盈亏，那么政策扶持重点就是要保障民间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以最大限度地分担和弱化投资风险。因此，一方面给予民营企业公平使用社会生产要素、社会资源的权力;一方面减免对民营企业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费以及较高的税负，可以“化税为利”，也可以“化税为薪”，吸引高端人才;此外，在经济波动的背景下，可以适当给予民营企业一定的财政支持和补偿。
我们切不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抱有太多期望，更不能以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恰似一种投机主义。中国更需重视“中国制造”。如果制造业优势失去，中国将一无所有，中国仍需坚守制造业。同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将其作为未来时代的希望，而目前制造业破局最大的希望在于内需的振兴，扩大中间阶层比例，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积极引导大众消费，促使中国走上强盛久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