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无疑是今年两会最热话题之一。
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已耳熟能详，城镇化的逐步推进，既需要鸿篇巨制的构想，亦需要解决细节和难点，这关乎城镇化的品质和老百姓的生存幸福感。
作为城镇化的主导，政府已经开始落实工作：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如果顺利，上半年就有可能出台。
诸多企业的实践也走进公众视野。“当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制造型企业，走出大城市、走进更为广阔的城镇，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将更为精彩。”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建言：“企业应该走进城镇，既有助于推进城镇化，形成就业、税收、服务、社会福利的良性运转，也有助于劳动力的培训和稳定，实现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詹纯新呼吁，政府出台更多政策扶持企业走下去。
企业扎堆大城市问题重重：推高“大城市病”
十八大报告要求“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接下来的城市化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问题自然成了今年“两会”代表和委员关注的热点。
“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值得格外关注，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行业人士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城市化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也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去解决，随着自去年“逃离北、上、广”的话题充斥媒体，到今年北京雾霾天气严重，“大城市病”也就成了今年“两会”代表热议的话题。
“产业集聚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詹纯新作为来自制造业一线的代表谈及自己切身体会时表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就是要促进产业向城镇集聚。
詹纯新总结了中联重科在湖南的产业园建设和发展经验，提出了企业不应该扎堆大城市的建议，“成熟并且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落户到城镇，带来了新观念、人才、资金、技术、市场，从而实现‘建设一个园区，集聚一批企业，形成一片城镇，繁荣一方经济’，能很好地化解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
国内“大城市病”已经日益严重，众多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还纷纷往大城市挤，实际上是一种“互害”的短视行为。厉以宁教授直接指出：“现在，中国城镇化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学习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使其大量人口都集中到城区中来，生活质量肯定下降，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城市里要找那么多就业岗位，短期内不能实现。如果像西欧国家那样，85%以上的城镇人口，或者像美国那样90%多的（城镇人口），中国简直受不了，中国没那么大空间，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
企业“走出大城市走进乡镇”：互惠共赢局面可期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城镇化的一个过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过50%。但过去的城镇化，存在“规模式扩张”现象，既没包含人的城镇化的应有内涵，也没有考虑到合适的产业支撑。
这样的城镇化，显然不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产业的下沉，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一环：有产业才有就业，“乐业”才能“安居”。
中联重科在湖南的工业园区，分布于4个地市、12个县市区，在长沙向西、长达260公里的沿线上，打造了一条平均每35公里就有一个园区的工业走廊，并成为3个地市、7个县市区重要的工业企业和纳税人。”事实上，在詹纯新看来，大企业尤其是制造企业“走出大城市走进乡镇”是中联重科几十年发展来的重要经验总结，而更主要的是，这种方式不仅是惠及城镇化发展、惠及农民向工人转变，对企业自身来说也是共赢的局面。
“成熟产业进入城镇，农民就业机会更多更稳定，对企业来说也是好事，与企业各得其所。”詹纯新介绍，大型制造企业选择小城镇，其用地成本低，用工实现本地化，就地招工、就地培训，降低了人力成本，减少了人员的流动性，提高了员工稳定性，而对于小城镇来说，农民进入城镇接受培训成为产业工人，素质提升、收入稳定、生活成本低，有助于安居乐业，避免现在大城市中生活成本过高、压力过大导致的用工难题。
除了用工的问题，更主要的还包括财政、税收、社会福利的改善。詹纯新总结中联重科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时表示，成熟的产业进入城镇反哺财政，使得这些地方具备了“自我造血”功能，政府有了财力，就可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为城镇居民提供均等的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等公共服务，不断地改善民生，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劳动力队伍，还能将众多行政事务分解出去由政府承担。
“在这基础上，城镇中形成有稳定工作、稳定消费能力的人群，城镇环境也持续改善，为第三产业繁荣提供了需求。”詹纯新表示，城镇功能配套会进一步完善，有利于促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吸纳更多的农民就业，而城镇配套完善、第三产业、服务业的不断丰富，也就能进一步稳定制造产业的持续发展。
呼吁制造企业“下乡”：建言国家鼓励扶持
“制造业”下乡，是有成功案例可循的。放眼国际，很多大公司，总部并不需要一定在大都市：国际工程机械巨头CAT的总部就是在美国一个很小的州，一个人口只有10多万的小州，苹果也是如此。国际知名的汽车城也是在底特律，而非首都。
在中国，也不乏先行者。
“以中联重科在常德市灌溪镇的园区为例，2012年产值120亿，创造了全镇78.1%的工业总产值和67.4%的税收，带动了当地153家配套企业。”詹纯新总结中联重科“下乡”的经验时介绍，在中联重科产业园的推动下，灌溪镇居民3.5万人，90%的劳动力实现了当地就业，三产服务体系也日益完备。
“中联重科的浦沅从上海内迁到常德的灌溪，当地的老百姓变成了浦沅的员工，最后形成一个灌溪镇（城镇）。”行业人士表示，制造企业带动城镇发展的例子很多，比如一汽、二汽带动了一个城市的发展，这也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雏形。
事实上，加速发展中小型城市集群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不少行业人士指出，通过这种产业集聚和发展，带动高端人才回流、区域管理和技术提升、观念升级，同时还可以解决留守老人、儿童以及春运等社会性问题。
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2856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如果国内自身产值超过百亿的制造类企业在县级地区投建10个产业园区，对全国城镇化的拉动作用将极为可观。
而针对这种发展模式，詹纯新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还特别建言，国家应该鼓励企业进入城镇，出台企业落户城镇的扶持和奖励政策，以增强成熟企业进入城镇的动力，“国家及各级政府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结合区域经济布局、地域产业特色、城镇区位优势，对交通、能源、环保、城镇建设等进行通盘的统筹规划，确保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的前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