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余年的能源装备发展历程中，基础薄弱近乎为零的新兴能源装备的突飞猛进无疑是最为耀眼的。
而在新兴能源装备发展史上，两个节点广为业界推崇：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颁布，自此新能源设备制造业进入前进的快车道；2011年国家能源局发布 《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新能源设备制造业步入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作为后来者，我国在包括风电、太阳能等新兴能源的装备技术上的确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走的也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道路。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条道路走到后来，有了新的起点，就是再创新。在庞大市场的培育和滋养下，我国的新能源装备企业完全超越了模仿、学习的阶段，走上了具备创新、创造能力的新路子。也正因为这样，才推动我国成为当前世界上的新能源装备大国，而不仅仅是装机大国。”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说。
风电装机世界第一，光伏发电装机超过千万千瓦。在这辉煌的成绩背后，是快速崛起的新兴能源装备制造业提供的强而有力的支撑与推动。
新能源装备这个“舶来品”正以蓬勃的发展态势，在国际市场频频亮剑，炫出“中国制造”最响的名字。
一切从零开始
1976年的中华大地，正迎来划时代的变迁。“十年浩劫”终结，各行各业满怀的是对百废待兴的期盼。这一年中，两家并不起眼的小企业点燃了新能源产品制造的星火——浙江宁波太阳能电源厂和河南开封太阳能电池厂，两个遥远却又陌生的名字开启了太阳能电池制造的发端。“当时，这两家工厂不过只有很小的生产线，每年的产量也就500瓦。
而价格却高达400元/瓦。”孟宪淦说，由于当时市场需求量太小，且价格昂贵，两家企业长期徘徊在比较小的生产规模，无论技术还是产量都裹足不前。而这一徘徊就是近10年的时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新能源装备制造也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发展高峰。
1986年，我国从丹麦购买的第一台55千瓦的风电机组并网发电。两年之后，又有6条太阳能电池生产线从国外引进。除了此前宁波、开封的两家企业，云南、黑龙江哈尔滨、广东深圳也都出现了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厂家。“这一轮的引进掀起了新能源产品生产的一个高峰，使我国新能源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孟宪淦说。
然而，虽然有了这样的提高，却也在一开始就使新能源行业留下了深深的“舶来品”的烙印。技术、装备来自国外，自我研发能力欠缺。过度的对外依赖压制了我们行业自身的创新活力，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即便曾有过“乘风工程”、“双加工程”等推动新能源产品国产化的积极举措，但却由于种种因素的束缚与制约，并未实现突破性的进展。新能源装机量略有增加，技术能力与装备制造虽“师夷长技”，却并未真正“自强”。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也做过一些研发，包括不同功率风机机型的开发。但基本都是跟国外合作，真正属于我们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几乎没有。即使是个别的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完全独立研发的产品，跟国外产品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风能设备分会（风力机械分会）秘书长祁和生说。
就这样，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制造业从引进与模仿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然而这样的“先天不足”限制了行业的健康发育，直至21世纪之初，在中国庞大的制造业领域，新能源产品也不过处于边缘的角色。
十年磨一剑
时针走到了2004年，这是对我国新能源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的前后发生了太多让业内人士瞩目与铭记的事件。风电特许权项目和“光明工程”的推出使新能源产品的市场需求得到迅速扩大。这几年中，英利、尚德、金风、华锐等企业相继诞 生，并在迅速发展中成为行业靓丽的明星。
在孟宪淦和祁和生看来，2004年是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拐点。这一年中，我国首部《可再生能源法》开始酝酿并在次年公布。“这部法律的出台强有力的推动了新能源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据了解，2004年底，我国风电装机只有76万千瓦。而到去年底，风电装机规模增加到7021万千瓦，增长了72倍。光伏装机从当时的6.2万千瓦增长到去年的796万千瓦，增长了120多倍。在政策导向的指引下，新能源产业发展壮大，并为更多生产制造企业提供了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