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欧洲楼房里，老式的电梯都没有关门的键，只有开门的键，有的连开门的键也没有，欧洲人会慢悠悠地按下要去的楼层，然后耐心等待电梯门自己关上。但是性急的中国人经常会把开门键当成关门键来按。
专程从南京来欧洲旅行购买奢侈品的林先生已经碰到过好多回这种事了。每一次，他的手指总是比他的脑子快。
“太不人性化了，还是美国好，全世界最大的奥特莱斯就在纽约郊区，一车坐过去，逛一天，什么大牌都买到了”。
对林先生来说，他的欧洲之旅一直有些磕磕碰碰。即使在他这种并非生活在中国最一线城市的人看来，欧洲也显得有些老旧和过时了：人民懒惰、经济衰败；除了奢侈品折扣店，其他地方都吸引力不大。但就连奢侈品折扣店，开门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每周末和晚上总有大把的时间，让像林先生这样的中国游客“想花钱都没地方去”。
“商店老关门、工人老罢工”，这是中国游客在欧洲最常见的抱怨之一，其他常见抱怨还包括“墙角总有一股尿骚味”、“到处都是扒手和骗子”、“不像个发达国家的样子”。
无论是《最后的晚餐》真迹、大卫像的原作，还是米兰大教堂、巴黎圣母院，都弥补不了一些中国游客对欧洲的种种失望，他们更希望看到新的、快的、直接的、犀利的、刚猛的，而不是旧的、慢的、迂回的、隐晦的、含蓄的，而后面这些，恰恰是欧洲人珍视、试图保留和呈现的。
这种“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人的欧洲之行中无处不在，难怪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驻京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会选择参加一个华人欧洲旅行团来观察中国人，他们在卢浮宫里一路狂奔，因为导游指示“时间有限，只够看镇馆三宝”，最后他们圆满完成了见到三宝的任务，但没在任何艺术品前驻足停留。
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是一个衰落中的欧洲二流国家，还有一句流行的俏皮话是—“意大利就是欧洲的中国”。钟情于意大利的策略分析师李淼在网上愤怒地反驳：那些说意大利是一个二流国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意大利。而在意大利生活了近20年的邓京红对“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十分相似”这个说法的回应是：“是的，我们的缺点非常相似，但是和意大利人的优点比，我们还差得远”。
那么他们的优点是什么？邓京红用机械制造为例说明，中国制造企业成长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善于制造但称不上精于制造、乐于制造，中国企业做事的典型方式是：你告诉我怎么做，然后我给你货。而意大利人的做事方式则是，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来思考怎么实现，从制造模具一直到优化产品—他们不但制造产品，还享受过程，尽管这种乐趣在这个世界有时候会显得比较奢侈，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这也就是欧洲经济危机所具有的两面性：等经济形势好转，意大利人乃至欧洲人积累下来的品味和创意还是可以在全球市场获得高溢价，这一思考方式并不会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受到损害；经济不好，也许仅仅通过冰冷的经济数据来看，欧洲已经是“哀鸿遍野”，但整个8月，意大利人都在悠闲地度假—他们对于工作、人生的闲适看法缓解了经济危机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冲击。
从全球化的趋势看，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中国人跟我们所见的欧洲人其实会越来越相似：中国的年轻人对闲暇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会在父辈所积累的财富上逐渐找回个性自由，并进行对自身、社会的反思；而欧洲年轻人也可能会一改在父辈所打下的基础上无所事事的现状，穷则思变，越来越勤快。人们始终只是处于不同代际间的循环中而已。
这正是我的意大利之行的感受：经济危机下，人们生活得未必不幸福，而在没有经济危机的社会里，人们的幸福程度也未必和GDP成正比。而古老的欧洲文化中所蕴含的智慧，对于正在积累财富的大路上埋头狂奔的中国人来说，始终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