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30个省市区（因西藏未公布投资数据，故没有计算在内）发现，去年西部多省区的投资总量接近甚至超过了GDP，固投/GDP比重最高的几个省区均在西部，其次是中部，东部发达地区几个省市最低。
西部：投资=GDP
统计发现，投资/GDP比值排在榜首的是贵州，去年其投资达7809.05亿元，增长53.1%，GDP达6802亿元，投资与经济总量比达到了115%。
紧随贵州之后的是甘肃、青海、广西、宁夏和陕西这几个西部省份，甘肃和青海的比值均超过了1，广西和陕西的固投尽管没有超过GDP，但由于其经济总量已经不小，因此投资规模亦不小。
例如广西2012年投资额达12171亿元，与13031亿元的经济总量相差无几。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参事、广西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蒋升涌告诉记者，过去五年是广西发展最快的五年，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一下子成为全国投资的高地，包括防城港、钦州石化在内的一大批大项目纷纷落户。2008年广西投资为3778亿元，仅为当年GDP的52.6%，但国家四万亿投资实施后的2009年，广西的固投即达5706亿元，增长50.8%。
另外几个西部省份重庆、四川、新疆和云南尽管没有那么高的比例，但它们和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一起，固投均超过了GDP的七成以上。
“这种差异很正常，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的。”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说，目前西部几个省的GDP总量偏小，“GDP越小的地方，只要加一点，比值就不一样了，在目前投资驱动的情况下，投资与GDP的比值就越大。”
以贵州为例，2010年贵州固投达3186.28亿元，为当年该省GDP的69.4%。当年12月贵州“工业化”战略启动后，贵州高层率队赴央企招商，108家央企投资贵州47个项目，总投资达2929亿元。其后的两年，投资分别达5100亿元和7809.05亿元，增幅分别达到60%和53.1%。
另一方面，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使得一系列大项目落户西部。胡晓登说，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战略政策支持，加上大量央企的进入和基础设施建设，西部的投资额不断升高。
多位专家指出，西部地区外贸和内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低，整个西部处于相对贫困水平，只能依靠投资拉动，然后带动相关消费需求。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投资，目前西部最大的制约仍然是交通问题，以前西部受制于地理条件，很多丰富的资源包括矿产、旅游、优质农产品等方面的优势无法发挥。只有把这个基础搞好，很多产业才可能转移过来。
东西差异
东南沿海省份“集体”排在最后几位。其中上海去年固投为5254亿元，仅为GDP的26%，这一比值在30个省市区中排名垫底。仅次于上海的几个省份分别为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山东和福建。
在东部的一些城市，投资占GDP的比重更低。例如去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为2314亿元，仅为同期GDP的17.9%。
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分析，深圳以较少的固定资产投资，还能使经济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发展速度，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深圳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比较合理。深圳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相对均衡，相比很多城市依靠投资驱动，深圳以创新驱动的布局可能更有后劲。
胡晓登说，东部存量GDP基数很大，等量的投资情况下比值就偏小；更为重要的是，东部地区产业业态非常丰满，产业链比较完整，可供开发的新领域、新资源等市场空间已然不大，而且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投资的空间已经比较小。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正在进行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再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已不可能。
相比之下，未来西部仍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胡晓登说，尽管这几年西部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但基础设施仍比较落后，很多地方需要“补课”。当然在央企和基础设施投入的背后，相应的产业也应该进入，才能延长当地的产业链和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后劲。
在6日的全国两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昨日新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指出，中国投资还有很大的空间，关键是选好投资的方向，就是要优化投资的结构。“不能够再去搞那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不能搞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企业，也不能搞产能过剩的企业，而是要把有限的资金、有限的供给更好地用于改善生产条件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