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亿”已成为振兴经济的价值符号。地方版“四万亿”，是地方自我发展的强烈冲动，将有效壮大地方经济实力。此四万亿非彼四万亿，就未来观之，地方版“四万亿”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突破，将对未来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种种迹象表明，投资，这驾过于庞大的马车，依旧在中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新一轮宏大的投资计划能否力挽狂澜？它是不是地方政府压抑已久的投资冲动的再次井喷？
13省市出手稳增长
每省平均投资1万亿
上半年经济数据降声一片，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二季度的GDP仅有7.6%，为三年多来新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稳增长政策的引导下，今年7月以来，各地密集出台了经济刺激政策，可谓“四万亿”的加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13个省市已经出台的计划投资总额共12.8万亿元，每个省市平均投资额约1万亿元。计划投资总额比西班牙去年的GDP总值还要多，占去年我国GDP总值的1/4，比去年财政收入的总额还多2.5万亿元。
经济刺激政策主要分为两种：投资计划和刺激消费。
从各省市出台的政策来看，地方政府刺激经济政策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出台各种投资计划，以拉动投资为主，二是以刺激消费为主，其中拉动投资的政策占绝大多数。在各种投资计划中，有基础实施投资、产业投资、旅游投资、海洋投资等，其中铁路、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无疑是亮点，如广东提出要扩建白云机场、新建7条地铁，加快贵广和南广铁路广州段建设等，湖北的1.1万亿主要投向湖北经济带内的沿江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期间，湖北长江流域将再添13座跨江大桥。产业投资也是此次投资计划的重点，如天津要在今后4年将投入1.5万亿元重点建设10条巨型产业链，重庆“十二五”期间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重点振兴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等七大工业产业。贵州省则是投资计划在未来10年内向旅游业投资3万亿，打造贵州的生态文化旅游。广东省规划到2015年投资1万亿打造海洋强省。
重庆市政府则发布工业领域主要产业的三年振兴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
除了投资计划化，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宁波于7月16日出台了26条新政，为中小企业清费减税进而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南京于23日也出台了旨在刺激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 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会展消费、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等10个方面。
计划投资额排名
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动辄上万亿，大有展开投资竞赛之势，目前暂时领先的是贵州的3万亿，不排除以后其他省会有更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出台，重庆和天津并列第二，计划投资金额为1.5万亿，福建计划投资金额是1.4万亿，位居第三，广东和湖北的1万亿投资屈居第四位。计划投资金额最小的是开封仅有1000亿元，但是约等于其去年的GDP总值，更是去年财政收入的20倍。
钱从哪里来？
此轮地方政府的投资计划金额不可小觑，而财政收入与其比较则相形见绌，多数省市的计划投资额大于其去年的财政收入。天津计划年均投资3750亿元，去年财政收入1455亿元，投资额是财政收入的2.6倍；长沙计划年均投资额为1658亿元，而去年的财政收入为668亿元，投资额是财政收入的2.5倍；贵州计划年均投资3000亿元，去年的财政收入为1330亿元，投资额是财政收入的2.3倍。
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入回落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巨额的计划投资金额，仅依靠财政收入显然是不可行的。各地方政府在投资计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吸引民间投资等其他方式，如长沙将重点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并非全部是政府主导。
且不说财政收入不会全部用于投资，即使全部用于投资，除广东、上海和福建的财政收入超过年均投资额，其他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均小于年投资数额，差距最大的是开封，年均投资额是财政收入的5倍。虽然地方政府表明投资会吸引民间资本的进入，但民间资本的投入真的会顺利吗，今年上半年，各部委共发布22个“新36条”实施细则，旨在鼓励和吸引民间投资。然而，部分细则刚一问世便引发质疑，其中不乏“无诚意”、“玻璃门”的声音，民资要进入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仍有一定的困难。
先来看一个数字。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占全国GDP和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重分别为26.93%和70.45%。从偿债年度看，这两年地方政府还将迎来还债的高峰。据社科院发布的金融蓝皮书测算，2012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率将超过20%警戒线，达到26.6%，一直到2014年才能回落到警戒线。地方政府偿债率是指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偿还本息金额与当年地方政府可用收入之比。该项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偿债能力越弱。
再来看一个事实。财政部7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63795亿元，同比增长12.2%，增幅同比回落19个百分点。此外，有媒体甚至测算发现，全国有近四成的省市级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情况下，并未完成一半的财政收入任务，“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个在1994年以来的财政历史上的铁律首次被打破。
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随着国家楼市调控政策的日益严厉，地方政府以往依赖的土地财政已经难以为继，今年前7个月全国各地土地出售同比下降近1/4，卖土地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赖以投资的大部分资金只能靠向银行借贷和发债来解决。但日益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银行显然不愿意再平白无故地充当“冤大头”。现在银行也要视项目的情况发放贷款，基础设施回款能力弱，许多银行或者怕坏账或者感觉效益比较低，都不肯再贷款。
即便是排除以上种种严峻的情形，地方政府恐怕也很难拿出这么多钱来。我们以长沙和贵州为例来测算一下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而贵州省去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133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700亿元，这将如何支撑上万亿的投资？
7万亿乃至更多的投资，钱从哪里来？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钱向何处去？
即使地方政府真的有这12.8万亿，我们也必须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钱向何处去？说穿了，就是这笔钱怎么花，花在什么地方。
统计显示，上一次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造成了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尤为严重。目前低迷的世界经济形势，增速减缓的国内经济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些过剩产能难以在短期内被消耗。此外，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 “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的7万亿投资计划各自为政，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隐患。
作为重复建设的重灾区，钢铁行业今年上半年利润同比锐减56.5%，最近中钢协副会长王晓齐透露的一吨钢只赚1.68元的现实更像是在提醒我们。7万亿，是否会加剧和恶化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的局面，我们不能不警惕。
以近期讨论最为热烈的汽车业产能过剩问题为例。毕马威最新发布的《2012年全球汽车业高管人员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汽车闲置产能高达600万辆，相当于德国汽车市场规模的两倍，预计到2016年，闲置产能将上升至900万辆。虽然汽车产能过剩的风险日益加剧，但我们依然不断看到各大汽车厂商仍在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新增加的产能就超过200万辆，但销量同比增长仅为几十万辆。
究其原因，无非是各地政府受到政绩观和GDP主义的影响。汽车产业对地方GDP的拉动规模相当大，也一度成为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的对象。中国汽车产业的主要税收集中在生产端，汽车产地在哪里，该地方政府就能获取巨大的财税收入，这样的税制安排无形之中推动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汽车项目。
如何以投资消耗掉目前过剩的产能，而同时又不因不当投资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在稳增长和产能过剩之间寻求平衡，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智慧和能力。走出投资刺激、产能过剩、紧急调整、经济减速、投资刺激的怪圈，把钱真正花到该花的地方，既保量也要保质，稳增长更要调结构，这是我们在决定钱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钱怎么花？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各地政府公布的规划中，地方政府投资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趋于务实的姿态，产能严重过剩、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