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文化是传统思想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体,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地位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其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其他思想所无法比拟的。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的实践和修养在当今社会环境下依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断言：“如果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是举足轻重的因素。” 处于不同企业文化环境下的员工在思维方式上会有不同的模式。长期受这种模式的影响，企业员工就会形成一定的思维定势或心智模式并以这种定势或模式来指导、规范自己的行为。因此，通过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正确引导员工的思想，使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立崇高理想，坚定政治信念，形成良好的企业风气，提高职工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使每名员工都能自觉地努力工作。
从企业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讲，儒家思想具有积极意义:儒家“性本善”的思想，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儒家强调的人文关怀，是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源泉所在；儒家诚实守信的要求，可约束企业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儒家倡导的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精神，是企业在竞争中的有效武器；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企业的生态化取向提供了理论基础；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可激发员工的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体现在企业文化上，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儒家追求中庸的思想，对小富即安的想法是一种纵容；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和模糊了企业的目标取向；儒家倚重的人伦关系，忽视了严格的制度规范；儒家思想内涵的趋平心态，与现代企业的分配机制不匹配；儒家重文史轻理工的偏见，容易制约企业的科技发展；儒家惯用的模糊性思维和由此延伸的经验性决策，与现代企业所要求的科学决策相悖。
儒家思想发祥于齐鲁大地，在这片土壤上最为根深蒂固。 山东企业家继承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国内自成一派，被称为鲁商。这个群体的低调和务实，很好的融入了他们所带领的企业，成就了山东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面向未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在竞争环境日益剧烈的市场环境下，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山东企业是否能够很好的适应？
研究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影响，既是对优秀传统的提炼和总结，也是对文化之于经济促进作用的积极探讨。从实践角度来讲，对山东省企业的企业文化创建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不仅有助于山东企业家在建设组织文化中传承儒家思想的精髓，更有助于企业家在借鉴儒家思想中的因材施教。同时也可供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企业进行参考和借鉴。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应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后期，近代西方科学、民主的理念渐入人心，这种西方新思想和中国传统的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背道而驰，一场以 “打倒孔家店”为首的新文化运动全面展开，人们谈孔色变，儒家文化受到了全盘的否定。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场遍及中华大地的“文化热”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虽然反对的声音还是占主导地位，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对儒学、孔子进行积极的反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78年10月，山东大学组织召开“文科理论讨论会”。会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社会的影响，这次会议是文革后首次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的聚会。在这次文化讨论中，一些海外的新儒家弟子随着大陆的开放陆续前来讲学，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宣传新儒家的主张，将现代新儒学发扬光大，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要数杜维明先生。他多次到大陆讲学访问，积极宣传儒学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在大陆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陆学界开始正视新儒学的存在及其价值。
1984年9月，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该组织围绕孔子、儒学及当代社会问题，先后在海内外举办一系列学术研讨与文化交流活动，积极推动了孔子、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的“文化热”逐步演变为90年代的“儒学热”，与前几年的文化热不同的是，学术界对儒学的讨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肯定儒学价值的声音成为主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这一时期人们不再限于在理论上研究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而是将重点转向儒学与现实的结合，从根本上回答儒学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进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演进所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如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事实性地证明西方的现代化并非独一无二的途径，现代化允许有多种模式的出现。在经济奇迹的背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她已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融入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任何人都无法抹煞，也无法抛弃。在这种情况下，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干有责任、有必要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与现代社会的融合获得重生。
近30年，儒学由于历史的机缘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显学。西方文明的危机与东方智慧的再发现，是儒学在“文明对话”中充当建设性角色及多元化文化背景下儒学创新的契机。同时，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人们已经开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国开始迈向文化自觉与注重软实力建设的时代。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的本土文化，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去实现现代的转化，积极地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创造中去。儒学未来的发展必然要根植于本土，立足于现代，与时俱进，从其内部生发出新的内涵，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体系，以谋求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使儒学焕发新的生机。只有这样，儒学才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将来的儒学恢复其主导型的文化地位，为人类点亮智慧的光芒。
在世界范围内，儒学现代化思想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如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以李沂、朴殷植等为代表的朝鲜爱国知识份子掀起了文化启蒙运动。其中以朴殷植的“儒教求新论”是朝鲜思想家对儒学进行近代化改造最具代表性的理论。20 世纪末，日本伊田喜家的《日中两国的现代化和儒学》一文就对中国的儒学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应该把中国的儒学和现时代紧密结合。取其精华，弃去糟粕，还有沟口雄三等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也进一步提出，现代对儒学的研究，应该探讨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如何以儒学为指导，重新确立一种道义。在亚洲之外，阿拉伯人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就开始详细记载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侯斯尼•蛤乃斐博士培养出第一位专攻中国哲学史的女硕士，她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中国儒家孔子的思想。可见儒学思想当时在阿拉伯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列文森作为美国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一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奠定了其令人瞩目的学术地位。他以一种广阔的视野，对于儒家思想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许多深刻的见解，尤其着力于揭示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其所决定的儒教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功用。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对儒学思想也颇有研究，他认为儒家思想及其在现时代的运用，对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在今天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对人们的思想净化起到很大的作用，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当然，对于儒家思想的实质意义，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俄罗斯的叶甫根•尼巴扎诺夫研究认为，由于尊崇儒家传统的国家近几十年发展迅速，于是有人认为儒家文明最终会战胜其他所有文明，成为人类发展的“指路明星”。其对此提出自己的质疑，“首先儒家思想曾致使旧中国陷入最严厉的专制独裁、经济落后、社会腐朽。其次，不能过分吹捧儒家对文化多元性的容忍度。第三，儒家思想实践和理论相差甚远。”
（二）文献综述
很多学者从理论模型的角度来研究儒家思想与企业管理特别是企业文化的关系，如刘云柏在《中国儒家管理思想》（1996年）一书中提出了儒家思想的企业文化管理的特征：提倡积极的入世精神、强烈的管理伦理色彩、注重“中和”的管理观念、儒家管理思想是管理合理主义、儒家管理思想是管理理想主义、“天人合一” 的主旨。 徐俊菊在《儒家思想和企业文化》（2004年）中提出，将儒家文化扬长避短地应用于企业文化管理，应该重点关注十个方面：个人自尊和自主化管理；“天人合一”与增强凝聚力；以和为贵，中庸之道；穷则变，变则通；注重传统，循例中俗；讲人情，注重人际关系；尊重权威但不畏惧权威；对社会有责任感；本位主义严重；缺乏求变创新的精神。 陈珠在《汲民族文化精华创中国企业辉煌——儒家思想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文化塑造》（2005年）中分别分析了儒家文化对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中国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国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最为深刻和久远的，而且也是最为广泛的，它作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思想感情之中。我们更应充分应用我们的文化优势，光大儒学，使其转化为企业生产力，为企业创效益，为国家谋发展。 黄崇利、彭正龙在《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企业文化管理之特征、功能及构建》（2007年）中提出，建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企业管理文化体系的具体思路：企业应站在理性的立场，以市场经济和时代精神为基准，以儒家思想积极部分为核心，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和特点，重新构建基于儒家思想的企业管理文化体系，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实施企业经营哲学再造、企业价值观再造、企业精神的再造和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的重构。 文娟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2010年）中，从儒家思想中提炼一些儒家核心理念进行阐释和审视，将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重点提炼“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人本思想”几个核心理念，论证现代企业可以结合儒家思想进行经营管理，从而展示儒家管理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将会发挥重大作用和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同。
一些学者从更加独特的角度对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例如，戴湘、李宝山在《转型期中国家族企业文化管理研究——儒家文化的提升与超越》中研究了儒家思想在家族企业中的应用。通过对一个家族企业的管理文化问题进行案例分析，说明在传统环境中孕育、产生的家族企业具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但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也凸显其文化提升及整合方面的缺失，反映出企业进行“再创业”的必要性。
可以看到的是，当前研究者更多的是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待儒家思想。例如，王廉敏在《论儒家思想视野下我国国有企业与西方企业在管理思想上的差异》中提出，在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经济如何能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就是要提高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加强企业的管理能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而儒家文化给企业管理者带来的是思想意义上的反思，组织管理的再认识与再创造。在企业管理中一方面应以相对成熟的西方管理学说为基础，为架构，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和西方管理体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弊端上所具备的积极的作用，以此为出发点必将带给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以新的境界与高度。
我个人认为，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及企业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它对企业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汲取儒家思想的精华，以推动企业的长足发展，为社会做贡献；也要摒弃糟粕的东西，与时俱进，创建有时代特色的和谐企业。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对于具有一定规模而言的企业而言，建立一套符合社会环境和自身实际的企业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山东企业而言，要特别重视儒家思想中有益于企业持续发展的内容，推陈出新，扬长避短，为我所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本文以山东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为出发点，从理论和实践的多重角度探讨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发展的利弊，以及对山东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指出企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短板，在此基础上提出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重要意义和影响，以及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家的地位以及起到的作用。
本文拟采用规范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微观特征与宏观行为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各个层面上各有侧重，从而实现方法上的创新。在理论模型上，将使用企业文化的一般理论等成果。这些定量分析将与理论推论中的定性分析相结合，对山东国有企业及民营企业进行深入研究。本论文将遵循以下技术路线进行：
1、文献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包括：国内外文献收集，山东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面临的问题等。
2、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的实际应用研究。以山东企业为例，进行儒家思想在企业中的实证研究。据此对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检验并加以修改、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