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影响
要研究儒家思想对山东企业文化的影响，就必须理清鲁商的发展脉络，如果连这个也弄不清楚，所谓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一节 鲁商发展脉络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鲁商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特点显著的阶段。 而这五个阶段，无疑塑造了山东企业特有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气质。
一、齐国的商业大繁荣
姜太公初封齐国的时候，那里到处都是盐碱地，人口很少，只靠农业极其艰难。至齐桓公拜管仲为相，齐国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管仲在国家如何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方面，提出了人们所熟知的“轻重论”。其核心是：君主和国家必须善于掌握和利用经济领域中的“轻重”关系和市场情势，积极参与、调控商品货币经济的运动，以此来配合其他封建政治方法，最大限度地获取政治、经济利益，保障和巩固统治。管仲的很多经济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有其鲜活的生命力，山东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与此不无关系。
齐国并没有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但他们把自然资源优势发挥到最大——劝女功、极技巧、通鱼盐、管盐铁，对内鼓励生产和商业发展，对外则提供极大的优惠政策发展外向型经济。一时间，齐国成为最大的投资洼地，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业大繁荣。
到一百多年后的孔子时，还对管仲十分景仰：“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弟子之一的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在孔子弟子中最有经营才能，是个大商人，后世称经商为“端木生涯”。越国大夫范蠡弃官后也到齐国经商，后为陶朱公，经商“三致千金”，后世也把经商称为“陶朱事业”。
二、运河商业文化时期
商业的本质是商品的流通，商业中心总是与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流通渠道决定着商业区域中心发展的方向。自两汉至隋运河开通之前，长江是中国商业史的承载之地，南京便成为商业中心城市。这时的齐鲁之邦便因之势微，直到隋运河开通之后，齐鲁商业中心便逐渐西移至济宁、聊城一带的运河流域，至明清达到春秋战国之后的另一个繁荣期。
“南有苏杭，北有临张”，这是当年人们对京杭大运河沿岸四处著名商埠的表述，其中的“临”，即为山东聊城的临清。临清今位于山东省西北隅，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会之处，是几百年间运河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据清《山东通志》卷七评说：“临清州，俗近奢华而有礼，士虽务名而有学；文教聿兴，科第接踵，衣冠文物甲于东方。”
应该说这种既重利又重文的精神对鲁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从这一阶段起，鲁商——山东商邦开始形成，鲁商主要辐射东北各地，但未出现过影响全国的商贾大家，这与晋商、徽商等相去甚远。
三、商埠经济时期
清末至民国期间，西方列强进入中国，近代铁路兴起，中国被动寻求突破。1904年，清政府正式批准山东自开济南、潍县、周村三处商埠，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镇，并为现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村，这个齐国故都之地，自古商脉如缕，被乾隆皇帝御笔亲批“天下第一村”。并享有“旱码头”、“金周村”、“丝绸之乡”之美誉，电视剧《大染坊》的故事即取材于此。自开商埠之后，商业更加繁荣，日进斗金，据说它一个月的税收额曾比肩陕西省一年的税收。已与广东的佛山、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齐名，并称当时中国无水相通的四大“旱码头”。近代民族工商业巨子孟洛川、张启恒就起家于周村。
孟洛川是孟子的第69代孙，作为儒家亚圣的后代，他并没有恪守祖先“重农轻商”的道德禁令，而是“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这导致他数次到邹城认祖归宗均被拒之门外。也正是受儒家的和为贵、仁爱、礼教等道德规范的浸染，孟洛川把“以礼待客，才能以名得利；以德盛金，方能雄踞天下”作为经商的原则，成为一代名贾。
四、企业经济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及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化生产成为经济主体。以农业及工业的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相作用为特征，自然资源和对资源的支配成为经济发展的主线。山东企业也不例外。
工业的现代化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掘取利用，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更高要求，以及社会化生活物资需求诸多方面。而农业，基本上是以满足温饱为发展目的，集中于机械化和科学化改造进程中，距离产业化和信息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这一阶段，大多数企业的管理者还处于政企不分的状态，自然资源和政府主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的“下海”浪潮第一次冲击了中国的商业思维。这些“弄潮儿”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冒险精神，从南到北倒买倒卖，搞活了流通，树立了榜样，改变了观念，影响了经济，扰乱了价格，积累了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价格改革带动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恰恰这个阶段的“下海”浪潮，为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五、企业家经济时代
这个阶段始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1992年，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网络化和全球化为经济发展确立了新的思维向度。就中国而言，充分的市场经济趋于成熟，真正的企业家群体诞生，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显现。“资本”和“人本”成为这个阶段的两大特征。
如果说企业经济主要依赖于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那么，企业家经济则意味着资本优势、管理优势和品牌优势。企业家成为企业“车轮”的轴心，特殊的使命。企业家还是时间创造效用的主体，社会的进步，在理论方面是依靠研究人员和实业家，而在实际工作中则是靠企业家来完成的。因此，企业家是不同于一般职业阶层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是敢于冒险和易于承担风险。而认识到这一点，对研究企业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鲁商群体中，海尔的张瑞敏、海信的周厚健、山重的谭旭光、中国重汽的马纯济、青啤的金志国、皇明的黄鸣，及从山东走出的汇源的朱新礼、中粮的宁高宁等都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开始了他们的企业家之路。他们都是在山东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他们所代表的新鲁商群体，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其独特的商业气质和性格。
